久違的希望感，來自海角七號

毫無疑問，「海角七號」是一部感動人心的好電影。我們感動之餘，何妨一同來思考這種感動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樣貌？我們看日片「心動奇蹟」、港片「長江七號」也會感動，但是情緒悸動的性質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組樂團的主軸其實是勵志電影類型元素的展現。通常開頭時主角的願望必須在現實中受挫，然後經過一段奮鬥的歷程（這包含堅持、練習與汗水），獲得某種形式的成功，先前的挫折在此獲得補償。在觀影過程中觀眾會逐漸對主人翁產生認同，於是，銀幕上主角的挫折體現了我們觀眾在現實中的挫折，也就是觀眾將一己的挫折投射到主角的不幸遭遇上。我們暗地期盼主角能成功，代替我們成功。若以運動勵志電影為例，席維斯史特龍的「洛基」（Rocky）就是一個典範。當年「洛基」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有評論者認為這並非當年藝術成就最高的影片（應該是「計程車司機」），但當時的美國仍籠罩在越戰失敗的愁雲慘霧中，社會上到處充斥著挫敗的氣氛，「洛基」精神振奮了美國人的自尊心。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海角七號」票房的成功，意義其實很清楚：此刻的台灣人也處在極度挫敗的陰暗之中，經濟、政治的糜爛也就罷了，連奧運棒球也輸中國，王建民又因傷無法替洋基隊出賽，福爾摩沙似乎成為怨氣橫流之島。「海角七號」帶來了久違的希望感。我覺得一位電影作者不必有包袱，不需要去承載這樣巨大的歷史意義，但是倒過來說，歷史的因緣格局也不是個人意志可以掌控的。在這樣的時代，意外卻適時出現了魏導演這樣的執著創意者，用他作品的愛與氣魄，替全島的臺灣人加油。

但「海角七號」的風格比起「洛基」要有趣百倍。本片的幽默、活潑、流暢讓我不由得想起一個我幾乎要忘記的日本導演名字--周防正行，他的作品如「五個相撲少年」（1992）和「大家來跳舞」（1996），都有激勵人心的效果，電影中卻又顯露出機敏的幽默感，可以和現實的悲苦困頓取得平衡，這是了不起的成就。坦白說，魏導演的「海角七號」也表現出這項藝術成就。那些讓我們發笑的對白，彷彿就是我們自己或週遭的同事、親友會說的話。話語呈現出一種台灣人特有的氣質，比日本人來得衝動、質樸，卻出現了某種奇特的混種（hybrid）創造力。我相信這樣的混種創意是台灣文化無可取代的特色。「野玫瑰」的詞出自德國的歌德（這是佛洛伊德最欣賞的作家之一），由舒伯特譜曲，卻在台灣島嶼南端的海岸，由老樂手的月琴樂音緩緩導入，被歌手用中文、日文傳唱。那肯定是今年夏末最美好的一刻，真的。

寄不出的七封信原本是一種傳達的失敗，心中情感投注的對象卻註定不會收到這些信，多麼悲涼啊。其實，觀眾成為不在電影情節中的第三者，見證了這些真摯感情的存在，換句話說，真正有幸讀到這些信件的正是觀眾啊。因為觀眾的存在，這些情感將獲得某種補償性的救贖。在克林伊斯威特執導的「來自硫磺島的信」中，日本軍官和士兵在戰火之下仍不忘寫信給家人，字字句句凝結的情感，最終被埋藏地底；岩井俊二的「情書」結尾，圖書館裡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借閱卡的背面赫然出現女孩側臉的鉛筆素描，讓人鼻酸地微笑。於是我們發現：「信件」在時空漂移之後就成為「歷史文獻」，為電影帶入屬於歷史的泛黃氣息，生離死別的痛苦氣息。這才是本片的hidden agenda!

我試著提醒自己，「海角七號」和「練習曲」勾勒出台灣人正向的一面，雖然真實，但這不可能是社會的全景。「流浪神狗人」和「最遙遠的距離」等國片，用迥異的工法刻劃出島嶼邊緣沉重、虛無、灰暗的面向。然而那不折不扣地也是真實的面向呀。因著這些電影，島國人生正負兩面皆得以呈現，我們精神意義的層次上就豐潤許多了。

關於王家衛電影的另一個斷簡殘篇

PART6 春光乍洩：我們不如重新開始吧

那一天，我從桌上與床上拾起兩根長髮，小心翼翼地裝入塑膠袋中。這是現場遺留的唯一證物，沒有其它可供辨識的線索了。
雖然覺得這麼做很不合理，但是為了減低心中的焦慮，我還是這麼做了。雙手以尺度量兩根頭髮的長度，不放心地反覆確認多次之後，篤定地在筆記本上寫下數字。都是三十六點五公分。同一個，女人。我滿足地笑開了。接下來對著昏黃的燈泡，拿起蒙塵的放大鏡，仔細檢視頭髮的質地。可是，手指卻不爭氣地、溫柔地撫觸起來，心裡任由一種即將陌生的快感所襲擊。我開始分不清指尖暖熱的餘溫，到底是來自燈泡，或者是女人的頭髮。
陌生的快感和女人的頭髮。
那是風的線條呢。原本我以為風只有咻咻的聲音而已，正如同成年的妳靜躺在古老而孤寂的風櫃旁，耳邊聽到的那種永恆聲響。那是飄遊的海風魂魄奮力穿入一個空洞的時刻所喊出的痛苦呻吟。倘若空洞愈小，聲音就會愈高愈大。妳知道，我們都曾經抵達同一個地方，遇見同一種聲音，然而因為時間不同而無法交錯。這只是上帝開的一個玩笑罷了，當年童稚的我並不明白。現在我懂了，藉由妳的髮梢，風從此被賦予了形貌。

傷痕累累的何寶榮問：「後來你去了瀑布沒有？」
黎耀輝淡淡地說：「沒有。你呢？」他繼續專心地幫何擦拭身體。他最喜愛的身體。
「沒有。等你一起去嘛。等我復原我們一起去？」何寶榮眷戀地端詳檯燈許久。
黎耀輝的眼神不敢正視對方。他一點把握也沒有。「到時候再說吧。」

除了頭髮以外，我已經沒有其它任何證據，可以用來向別人證明妳的存在。沒有一張相片，沒有署名的信件，沒有妳的牙刷，沒有妳那只咖啡杯，沒有殘留妳味道的衣服，也沒有保存妳聲音的錄音帶。彷彿破曉時讓early morning awakening的霧港水手屏息凝望的幾滴露珠，太陽一出來就通通蒸發掉了。一出局一在壘之後雙殺，什麼痕跡也沒留下。我痛恨自己不懂繪畫，如果具備這種能力，我就可以藉著兩根長髮慢慢勾勒出妳的模樣，那會是一輩子的事。所有發生過的一切竟是那麼不可言說，多年來我早就懶得理直氣壯地向別人證明一些什麼了。

黎耀輝偷偷把何寶榮的護照藏起來。他企圖獨佔這個人，從此免於嫉妒的折磨。被嫉妒淹沒的時候，每個男人都一樣卑鄙下流。黎耀輝以為這樣就可以重新掌握自己的生命，所以每晚說「請進請進」、「歡迎歡迎」就更帶勁了。「他受傷的時候，是我最快樂的日子。」肩膀可以被一個人完全倚靠，肯定是一種幸福。

我不必嘗試說服他們。我確定妳曾經存在過。因為那些日子已經過去了，「妳曾經存在過」這樣的事實就一點也無法改變了。就如同把凝縮情意的信件，匆匆投入寫著「本地」、「外埠」的綠色郵筒然後倉皇逃開一般，郵筒本身成為我的欲望宿命性的終點站，信上的任何一個字都再也無法更動了。
所以，我們不要再繼續爭辯「正確」或「錯誤」這種無聊的問題，好嗎？

「我們不如重新開始吧」，我要借用何寶榮的口頭禪，很實用的一句話。我們曾經約好一同去看海，聽聽潮浪之聲的。「聽說那兒有一座燈塔，人們可以把不開心的東西留下。」
於是我決定一個人出發了。跟黎耀輝一樣。肩上背負的行囊只裝了妳的兩根長髮，沈甸甸的重量。車上的音樂，都是我們共同聽過的，那些曾經是我們交換彼此訊息的符碼，也只有我們能夠解讀。現在我所擁有的，就只有這個兩平方公尺不到的狹小空間。但是它會移動，而今晚已起風了，我恰好要自己不停地移動，這就夠了。
上車。發動車子。這個簡單的動作，我可能重覆做了超過兩千次。我需要它的時候，它從未背棄我。這一點妳辦不到，但請不要為此難過。
這一次，我拒絕仰仗地圖。可能的話，我期盼永遠迷路。
上路吧。妳說。不要猶疑。記得千萬不要打開車門，也不要在哪個定點陷溺沈淪。

車子繞經市府廣場的時候，忽然瞥見一個中年男子，獨自認真地玩著遙控汽車，慘白的街燈下，他的身影好長好長。和我一樣，沒有人可以分享他痛苦的喜悅。當我將方向盤朝右打一圈時，他那輛乖乖聽話的遙控汽車，正順著他薄弱而甜蜜的意志力，盲目地橫衝直撞著......
這麼廣大的世界，他能夠操控的部份，僅此而已。

如果我只是一件被遺忘在機場的行李，或許有哪位善心或惡意的旅人將會彎腰將它提起，扛著它飄洋過海，抵達一個全然陌生的國度，在那兒，一切得重新開始。

我漸漸駛離台北。星光之下公路一直往前蜿蜒，好像找不到盡頭似地。
就快到海邊了。今夏白沙柔軟與渾沌的寧靜海岸。
妳聽得見我的聲音嗎？我們到了呢。
「我始終認為，站在這兒的應該是一對。」被水花濺濕的黎耀輝這麼對我說。
「是一對啊。」我回答他，然後從背包裡慢慢拿出裝有兩根長髮的透明塑膠袋。
躲在一個岩石之後，我困難地點煙數次，再打開塑膠袋取出兩根長髮。風很大，我必須費力地用拇指與食指夾住頭髮，不然很快就會飛走了。
不知道妳現在過得好不好。我沒有機會過問這些了。能見度好差，我只能依稀辨識不斷舞動著的風的線條。而風的線條遙指海平面的彼端，它們想要自由地掙脫手指的束縛。
閉上雙眼，我傾聽潮浪之聲。那是我從小就熟悉的聲音，不管什麼苦難都可以一次又一次洗刷乾淨的聲音，不管白色沙灘上留下多少雙人足印都可以全部抹平的聲音。
“When you got nothing，you got nothing to lose.” Bob Dylan不在乎地唱著。
我將用力的手指不捨地放開。不曉得長髮飛往哪個方向，或是在何處墜落。連再見都還來不及說。我想，它們最終必定著陸在一個我到不了的地方。應該是彩虹之上的美好地方吧。我如此由衷盼望著。( 1997-8-19 )

關於王家衛電影的斷簡殘篇

PART 1 旺角卡門[1]：被藏起來的一只玻璃杯
大概是1988年某一天吧，那時候我是學校電影委員會的幹部，我們播映了這部香港片。在那所什麼都缺乏的醫學院，那種看電影的場地算是十分華麗了。那天傍晚，可能因為文宣不夠煽動的緣故，來觀看的學生非常稀少，坐得零零落落，偌大的禮堂空蕩得很奢侈。當時覺得這是一部作者印記清楚的幫派電影，讓我聯想到Martin Scorsese的「殘酷大街」。不幸的是，台灣版被矯情的國台語配音和王傑俗濫的歌曲搞砸了。
電影中，女人為男人添購了一組精緻但易碎的玻璃杯。離去的時候，女人考慮到男人老是粗心大意地將杯子一個個摔破，於是很細膩地，將其中一只杯子藏在屋內某個安全的角落，以備不時之需。
當男人再次遇見女人時，女人身邊有了另一個男人。於是，他只得急切地說：「我找到那只杯子了......」

1988年，王家衛剛完成第一部作品，他三十歲。
九年之後，三十歲的我忽然有一股騷亂翻騰的衝動，想要大聲說出這句話。
「我終於找到那只杯子了......」
喉節猶豫而吃力地開始上下挪動，但是口腔乾燥到好像戈壁沙漠中快渴死的旅人。
然後，左手顫抖地將硬幣投入老式點唱機，唱針沿著一定的軌跡滑落，空氣中傳來Mick Jagger唱著As Tears Go By[2]的歌聲，整個畫面頓時渲染成一種叫人闇啞失聲的螢光藍......
「It is the evening of the day I sit and watch the children play
Smiling faces I can see But not for me I sit and watch as tears go by...... 」

PART3 重慶森林：加州夢
1994年8月，我開著小車回到這個離開一年的城市剛沒多久，上班時與一堆自言自語的病患會談，下班後就一個人喝啤酒聽音樂自言自語。老鄧在病房帶大家讀Oxford第二版，case conference觀察到主治醫師打盹之後依然能夠滔滔不絕地評論，敬意因此油然而生。在這個殘留一點烏托邦氣味的地方工作，日子其實還算愉快，是那種「每天你都有機會和許多人擦身而過」的生活。我選擇和某些人互動，和某些人保持距離。
酷熱的午後，我在民生社區的電影院看了Chungking Express。電影中，男人厭倦了對著香皂、破布、玩偶、衣服自言自語的生活，決定褪下警察制服與黑色領帶，換上花俏的格子衫，趕赴一場充滿未知的危險邀約，不過他的腳步比起平常巡邏時可自在多了。
那個下大雨的晚上，他去了一家叫加州的餐廳......

三年過後，我回到加州的那一夜，外頭的雨放肆地落下，想將地面上的一切通通沖刷乾淨，其實灰濛的天空是很壓抑的男人，已經太久沒有好好痛哭一場了。如果天空也懂得跑步，大汗淋漓的時候，淚水或許會少一些。
關於加州。60年代中期，數以萬計的美國年輕人紛紛逃家湧入真正的加州，想要追尋自由、和平與愛之類難以捉摸的東西。那是二十世紀最感人的故事之一了，至少這些hippies還堅信這世上有些什麼值得追尋，即使場景與剪接顯得虛無莽撞。
我在雨中胡思亂想，推開門，加州裡面是一室的明亮，讓人不由放鬆下來的溫暖。雖然有點陌生了，裝潢和擺設也大多改變了，但依然是讓人可以安心作夢的好地方，而有些夢是永遠不會醒的。
看看錶，還早，她應該還沒來吧。我點了一瓶Corona，邊喝邊依循著高中地理課的殘缺記憶，估算Corona從墨西哥運到加州的距離到底有多遠。因為那次月考我的地理只有四十八分，所以我再努力也想不起來。
燃起一支煙，閉上眼睛，我開始想念這個女人。
對我來說，她就是加州，原慾灌注的唯一客體。她的身上始終維持某種精巧的平衡，質地像是一把鋒利的瑞士刀，又弔詭地揉合了望安沙灘被海水浸潤過的柔軟。所以打赤腳走過時就會留下一串足跡，而且每個足跡的輪廓都非常清楚呢，深刻到好像會痛痛地滲出鮮血來。
黃昏時染血的望安沙灘和海水，顏色可能和塞入一塊檸檬的Corona差不多吧，我想。

睜開眼睛，注意一下四周正發生些什麼事。我將自己的視界分為四大象限，一個接一個慢慢檢視，什麼也不想遺漏，多年來我明瞭這是求生存的不二法門。
進入最後的第四象限了，依舊沒什麼大事發生。忽然，在屋裡一個稍僻靜的角落，我驚訝地發現她就在那裡，一瞬間，周遭的人事物繼續不斷流轉著，但它們已完全失去意義。她居然在嘈雜聲中趴在桌上睡覺，像一隻愛睏的貓咪。直到現在我仍不明白，長髮濕透的她究竟是什麼時候進來的。我可以想像她屈著孱弱的身體，剛被狂風暴雨鞭打過的疲累。只有在睡夢中，才能夠把風雨暫時隔在門外。
當我不忍地朝她走過去的時候，DJ先生適時放起The Mamas&The Papas唱的California Dreamin’。雖然這首1966年的歌長度僅兩分四十秒，但是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可以讓聽者在腦海中不斷重複，因此那可以說是永恆的兩分四十秒......
「All the leaves are brown And the sky is gray......」
在那麼令人振奮的音樂中，她的嘴角彷彿盈著一絲笑意，胸部像浪潮般規律地起伏著，一雙手臂環繞形成舒服的界限，此刻外界的紛擾與她無關。
我並沒有喚醒她。我曾說過要守護她的界限，雖然有時候很難辦到。我只是在她對面坐定，隔著一個桌子的距離屏息窺視著她。不知過了多久以後，我小心翼翼地起身，不敢弄出一絲聲響，推開門，又走入雨中。世界一下子安靜起來，耳朵嗡嗡作響。透過覆蓋著雨絲的玻璃窗，我又再望她一眼，那停格的一秒如同使用柔焦濾鏡般的模糊。很好，她還睡得很甜。
從很久以前我就極愛看她睡覺的模樣，每每讓我想到一群上主日學的小孩，認真地吟唱「平安夜，聖善夜...」稚氣的聲音。他們還不清楚耶穌基督的意義，但是唱得好像世界和平即將到來似的。我真的不願意打破這種氛圍。
拎著第五瓶Corona走在雨中的時候，想起剛才離開時的小心翼翼，我不禁大笑起來。如果她可以在California Dreamin’的歌聲當中安睡，那麼她應該不會在乎椅子挪動時微弱的聲響才對呀。
讓我好奇的是，在那兩分四十秒當中，她夢境中的景色是什麼樣子，她還記得嗎？ 有那麼一天，我一定會問她。一定會的。( 1997-7-7 )

[1] 台灣版片名為「熱血男兒」，真是難聽。
[2] 滾石合唱團1965年的歌，「旺角卡門」的英文片名即為As Tears Go By。英倫最粗野的搖滾樂手，唱起心碎的情歌時也是最迷人的。

越過死亡線(DEAD MAN WALKING)

當聖潔的修女遇上萬惡不赦的死囚，會是一幅怎樣的光景呢？
或者，想像一下自己是釘在耶穌旁邊十字架上的小偷，心情是怎樣的呢？而流血的耶穌又正在想些什麼？
DEAD MAN WALKING是監獄中的術語，指的是死刑犯由囚房步行至刑場的過程。距離也許很短，但是對死亡（而且是非自然死亡）的終極恐懼，對人生（即使平凡無奇）的最後眷戀，以及罪孽與救贖的交織糾葛，使得每一次回眸都是痛徹心肺。
千萬不要抱著看「洛城法網」的期待，導演提姆羅賓斯會被你氣哭的，因為片中沒有高潮迭起的法庭戲。你可以將這部電影當作關於死刑存廢的論述，順便翻翻舊報紙、想想台灣現在的情況；你也可以從宗教的角度出發來思索善與惡、罪與罰等大問題，片中有幾處關於聖經意義的論辯都還精彩。不過，如果把蘇珊莎蘭登飾演的修女視為一位心理治療者的話，會聯想到什麼呢？
修女初次探訪經過監獄大門時，讓金屬探測器鳴聲作響的是胸前的十字架，這彷彿暗示著我們：西恩潘所飾的死囚，被關在連上帝都到不了的地方，人間最陰暗的角落。死囚對其罪行矢口否認、把一切過錯歸究他人，為世上最陰暗的心靈。一場短期心理治療的雙人舞蹈就此展開。修女第一次當「屬靈輔導員」，宛如心理治療的生手，卻得讓自己像唐吉訶德般地堅定，用言說的擁抱造成死囚一點一滴的改變......
結局是死刑（注射處決）依然執行，心理治療仍舊無法撼動現實，然而死囚有了洞識與修通。聽著片尾布魯斯史普林斯汀唱的歌，我想著：對於絕對陰暗的角落與心靈，或許一絲微弱的光線就可能改變場景。用這麼簡單的樂觀來鼓勵自己。(1996-8-26)

破浪而出（Breaking the Waves）

大年初四，一個人去看「破浪而出」。散場時燈光一亮，鄰座的女子自言自語說：「這是一部很神性的電影哩。」是啊，Miss McDonald，上帝先開了女主角Bess一個玩笑然後給了應允。
我覺得這部電影像是前後顛倒的童話故事。童話的最後一章必定是公主和王子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而這是電影的第一章。然後，藍領階級的王子半身不遂，王子希望公主Bess找個男人上床，並對他說說性愛的細節，這樣他才可以早日康復，Bess為了愛情與上帝的試鍊成為妓女，最後被凌虐致死。
我正努力思索一個問題，Miss McDonald妳說說看，什麼是false belief呢？精神科醫師判定的基準（Bess被強制住院又逃脫）又是什麼呢？選擇題：信仰錫安山的上帝、信仰少年維特的愛情、信仰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信仰披頭四的永恆草莓園、信仰關口將太的鮪魚壽司、信仰溫德斯的公路電影，以上何者為非？
（妳又綻放慢動作的冬夜微笑，依然不語，唇上的口紅顏色極好，讓我覺得問這種問題真是不智，我猜妳的意思是以上皆非。）
妳說Bess的行徑是愚蠢的，妳也強調這種愚蠢是導演刻意安排的，然而，這種愚蠢或false belief不正是本片最魅惑之處嗎？我想，信仰本身的必要條件，應該是信心與順服吧，而Bess用肉體來實踐它，依此面對一切不堪和羞辱，以及自己的軟弱猶疑。不知怎的，忽然想起聖女貞德或是革命烈士之類的人物。雖然我想妳大不同意，Miss McDonald，我覺得正是這種隱形的激烈性讓我執迷！
導演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說：「長久以來我的渴望是拍一部指涉所有行動都是『好』的影片，但既然『善』常被誤解，張力乃由此激起。」；「這次我不願讓自己稍離於這個故事和身在故事中的角色那強壯情緒。」於是，他幾乎完全採用肩扛攝影機風格，恍惚間我覺得好似V8家庭電影，而大量的特寫與跟拍，使得Bess的每一次笑容、慍怒與哭泣，成為銀幕上複雜情緒的壯麗奇觀（magnificent spectacle）。Miss McDonald，當Emily Watson（飾Bess）竟然透過攝影機凝視著妳時，妳是否可以感受到她體表的溫度呢？
基進如妳可能又會祭出女性主義的法寶了，妳說片中喀爾文教派的教會體系、牧師以及其餘男性、包括那名偽善醫生通通是不義的壓迫者，而Bess是被剝削的犧牲者。親愛的Miss McDonald，我看得見妳眼中的憐憫與高傲（妳想著：進步女青年不會如此下場）。不過我始終認為，那個經常和Bess對話的上帝，應該是女性的（feminine）。
我決定繼續和屬於我的上帝對話，並同時暗自戀慕著那位與我論辯的Miss McDonald。兩者都是很私人的事呢。(28 Feb 1997)

河流

PART1 河流
橫越陰鬱的中山南路。台北的天空老是這樣。我從一樓搭乘電梯到十五樓，去和一位肝癌併肺轉移的三十歲女子會談。電梯緩緩地流動，進進出出的都是浮躁不安的魚兒。那名女子彷彿是童年的蔣介石所目睹，在湍急的溪水中逆流而上的偉大魚種，嘴巴一張一合地正用力呼吸著。她氣虛地說原本計畫年底要結婚，但現在不行了......她正在嘗試所有可能的辦法，免疫療法、胎盤素、大陸中藥、民俗療法......
疾病是一種很文學性的metaphor，用來形容個人或城市都很棒。
我想問妳，Lady McDonald，魚兒要怎麼做才不會淹死呢？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呀。
在海平面泛著月光的午夜，妳用善於捕捉metaphor的雙手，緩慢編織肩頭的長髮，然後優雅地吐出一串好像神喻的精緻字眼：「只要真的是魚兒，就不會有淹死這種事情發生呀！」妳是水族館管理員樂於炫耀的美人魚。只是，想到那年夏天白沙柔軟的寧靜海岸，妳會不會有一股鄉愁呢？
忽然想到村上春樹。水族館中巨大的鯨魚陰莖。一樣巨大的悲哀。
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一尾夠格的魚兒。某種identity crisis。沒別的辦法了，只能繼續使用彆扭的姿勢游動，繼續撞擊迎面而來的垃圾、排泄物、塑膠袋、浮游群落......
我的鰓、我的鰭、我的鱗，我必須讓妳清楚瞧見我魯莽游動的樣子。這是疾病也是宿命。

於是我游到令人窒息的西門町圓環，在麥當勞外像工地又像廢墟的街道，玩起搜尋妳的影子這種無聊遊戲，然後假裝驚惶地躲到漆黑而安全的戲院，讓自己癱在不大舒適的沙發上喘息，耳際還迴響著錄音帶的聲音：「前額開始放鬆，慢慢的放鬆，再放鬆......」。接著竟發覺方才游動的場域立刻在銀幕上出現，就忍不住笑出來了。還可以看到更多我不熟悉的角落呢。最讓人impressive的場景是同性戀三溫暖的幽暗長廊，裸露的覓食魚群開門、關門，等待交換禁忌的情慾。導演蔡明亮說，與前兩部作品比較，這一次他增加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但是他增加的互動只和身體相關，和語言則全然無關（片中對白少的可憐，索性連字幕也省了）。一對極為疏離的父子，住在被水威脅的房子裡；兒子得了歪脖子的怪病，父親因為求醫行為開始與兒子有一點親近；最後的衝突真是伊底帕斯大災難，當父親與兒子在黑暗中，不知情地互相飢渴撫摸對方的陰莖後，父子間的溝通因而完成。破曉了，父親出去買早點，兒子推開廉價旅館的窗戶，窗外灑進來的陽光帶著諒解和寬容，他往外探視的脖子看起來好像沒那麼歪斜了......

電影一開始，兒子被拉去當臨時演員，演個河流裡的浮屍，要訣是不要使力。（片中的菸槍女導演，是香港導演許鞍華！）不要使力，愈用力就愈快下沈，那麼就隨波逐流自由聯想吧。Bruce Springsteen的“The River”是工農階級年少愛情的悲歌，他十九歲與瑪麗一同泅泳的河流最終還是乾涸；Jimmy Cliff的“Many Rivers to Cross”裡頭說渡河的意志讓他得以驕傲地活著，矛盾的是他似乎永遠找不到正確的路途，根本渡不了；瑪麗蓮夢露慵懶地唱著“River of no return”，勞勃米契只能在遠處酷酷地凝視，這是「大江東去」的畫面......
這個城市依然潮濕，擁擠的魚依然飢餓，一尾小魚替另一尾小魚做心理治療，大魚督導小魚，一群孱弱的小魚聚在一塊組成自救團體，還有讓我眼花撩亂的食物鏈......
而白沙柔軟與渾沌的寧靜海岸依然很遠。應該還存在那裡吧，我想。是時候了，妳不願再繼續瞥見我游動的姿勢了，所以我將安份地游遠一些，游到河床底妳看不見的黑暗洞穴，兀自呼吸著，每一個吐出的氣泡都是嘆息。Sigh no more,lady.唯一可以確信的是，不管我游多遠，每一個拂襲到妳的水波必將拂及我的身體，那也是一種bizarre的幸福吧。
謝謝妳的那番話，我仍然活著，居然沒有溺斃，奇蹟。謝謝妳只是說再見的某種方式。 Lady McDonald,my soul mate.Someone that I had already known,but somehow had lost.（John Lennon，The Ballad of John and Yoko）

PART2 漂流木
朋友帶我去一個叫做漂流木的地方。早就聽說那裡的小米酒非常好喝。
河流裡若是有一塊漂流木，就不會淹死人了。
粗糙的裝潢與燈光，賣一些原住民的書和CD，也有馬克思主義書和法文的精神分析書。窄小的舞臺上，幾個輪廓很深的年輕臉孔正賣力地唱歌。
發現一件事，除了朋友和我以外，其餘酒客幾乎全是原住民。有一種陌生的焦慮和尷尬。我突然想到「與狼共舞」，真是犯賤。朋友可能一樣不安，才會一直跟我談網路上性別論述的論戰，他被一堆女人圍剿，需要精神科的理論支持等等。真是不太高明的防衛機制。
台上的人終於表演完畢。吉他手阿強熱情地來敬酒，說他的故鄉在台東，台下的人他都熟。謝謝他，我像外星人的心情少了一些。然後他走到台上把吉他拿下來，隨興地彈撥幾個和弦。煙霧中開始有人低聲唱和。是有些哀戚的曲調。另一個人取出小鼓，原來手掌擊鼓的節奏是如此深沈真摯。
小米酒真的很好喝，我猜是加了可爾必思的緣故。愈喝愈多，身體自由而舒暢地灼熱著。唱歌的人愈來愈多，一首又一首原住民歌謠在空氣中撞擊人們被酒精浸潤的靈魂，一群不得不在台北漂泊的靈魂。「我的故鄉在那魯灣」、「原住民到那裡都是原住民」，可惜我不會唱那些歌，但可以辨識出一些地標如山地門與阿里山等等，有些歌夾雜著教會的語彙如「哈雷路亞讚美主」，有的歌詞包含簡單的日語，也有帶手勢的童謠，坐在對面的女孩比劃的韻律異常溫柔。後來有人乾脆起來跳舞，大家像節慶般地痛快笑著......
我無從得知這些原住民在台北生活的辛酸。我清楚明白的是，這些音樂其實是民族記憶的一部份，正如同黑人的靈歌或藍調，與商品化、MTV、KTV、排行榜等一堆鳥事無涉。一些高山的子民因為某些理由離鄉背井，週末在一個叫漂流木的地方，藉著歌聲再現古早的累積記憶，召喚著先民傳承的情感撫慰。經由這種儀式，他們必定不會像台北人那麼善於遺忘。Lady McDonald，這究竟是幸福還是悲哀呢？ 離開的時候，阿強對我說：「別忘了到我們的故鄉來！」我和他一樣感到一股強烈的鄉愁襲來。因為鄉愁必須要遠離家園才會發生，所以，又該是出走的時候了，我對自己這麼說。(5 May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