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冥河 不要把悲傷留給自己

就這樣你決定即刻出發
頭也不回 挺身躍進無從回返的旅程
你從來都不快樂 快樂於你好比阿拉丁的神燈
你有一肚子的憤怒
排洩出來的話 就算用全島的衛生紙也擦不乾淨
憤怒是被欺壓的野火
默默將溫柔燒盡 內心枯乾如恐怖份子
困難竟是 想報復的對象不是美國政府(那就簡單明白了)
而是你的母親 父親 兄弟
以及其他本應心手相連的人
只能將武器朝向自己 你的血肉
嘿 我問你 相煎何太急?

但我見過你的溫柔 清楚你不是恐怖份子
幾個小時的守候既已發生過 就可以在我們的記憶中凝結
就像張國榮已逝 阿飛正傳中的身形卻永垂不朽
噢 你說那類似內在客體 正確 但你現在可有記憶?

過了冥河 和死神說個笑話 下盤棋
迢迢長路好好走
切記 不要把悲傷留給自己

惡夜裡 挖掘心靈的礦工

Hi，Lady McDonald，我們又在空中相會了。最近買了一張尼爾年輕（Neil Young）1972年的專輯Harvest。極熟悉的歌聲和口琴聲，學生時代借別人的CD拷成錄音帶，也不知聽過幾回了。此刻，我不斷重複聽著Heart of Gold，這該是他最廣為人知的一首歌吧。
約莫九年前第一次在朋友家聽到尼爾楊，就被他那衰衰的嗓音擄獲了。搖滾樂壇本來就充斥一堆有夠衰但迷人的傢伙，然而尼爾楊的衰味很不同呢，不像湯姆等待（Tom Waits）那種彷彿酒精中毒譫妄狀態的嘶吼，不同於出版過八本詩集和兩部小說的雷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的詩人氣質，也不似路瑞德（Lou Reed）碩大而噬人的虛無呢喃，當然也不會像爵士樂手查特貝克（Chat Baker）那般優雅的輕鬱，就只是非常純粹而徹底的衰，讓妳覺得世間所有不幸可能通通在他身上發生過，而他既不咆哮也不自殘，只是在沒有星光與希望的惡夜裡，繼續獨自吹著蒼涼的口琴......
這一吹，光陰似箭，當年的嬰孩現在已經三十而立了。妳不是說過喜歡聽我講搖滾樂的故事嗎？1966年正值花朵力量（Flower Power）盛行的嬉皮時期，尼爾楊是野牛春田樂團（Buffalo Springfield）的靈魂人物，開創了西海岸風格、加州民謠搖滾的風潮。69年起他開始有個人專輯問世。70年與其他三人組成Crosby,Stills,Nash&Young，專輯Deja Vu非常精彩地捕捉住瀰漫六O年代末期的侷促不安和反省氛圍。從此以後，尼爾楊選擇走自己的路。93年他上MTV Unplugged表演時，猛然一驚，尼爾不再年輕了。同年，在導演強納森德米（Jonathan Demme）的愛滋病電影「費城」片尾，伴隨著一張張主角Tom Hanks的居家照片，鋼琴聲中尼爾楊悠悠地追憶，唱著：「充滿兄弟愛的城市，我稱之為家的地方啊，不要背對著我，我不想孤獨......有人正對我說話，叫我的名字，告訴我吧，我不該被責怪，也不必為愛感到羞恥......」
那仍是尼爾楊的歌聲呢，尖細的高音如同適應不良的早熟孩子，因失落與渴求而刺痛著，同時歌詞具備告解的直接與簡潔的傷感。只是老去而已。 Lady McDonald，現在請妳準備好輓歌的心情，用力聆聽他69年的作品（選自專輯Deja Vu），Helpless......
藍藍的窗戶 在星星之後 / 黃色的月亮正昇起 / 好大的鳥兒飛越天際 /
將陰影投向我們的雙眼 / 竟只留給我們 / 無助 無助 無助啊
寶貝 現在妳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 鍊子已上鎖 束縛了我的門 /
寶貝 請設法與我一同唱吧......
(1997-2-24作)

蕾拉以及其它各種情歌

“Clapton is God.”
聽完他的吉他彈奏，搖滾樂迷紛紛這樣傳誦著。沒有人會忘記Clapton彈吉他時無比專注的神情，就像世界盡頭只剩下他和他的吉他存活一樣。
Eric Clapton打從六O年代中期就很有名氣了。他參加過許多最具代表性的白人藍調團體，包括Yardbirds、Bluesbreaker、Cream、Blind Faith。毫無疑問他是當時吉他彈得最優異的樂手之一，同時他也是極佳的詞曲創作者，擅長於藍調的曲式結構之上，發展出美好的主線旋律。
然而在他這麼輝煌的時候，他卻徹底地做錯一件事。吉他之神居然愛上最要好朋友的妻子。這個最要好朋友，就是Beatles的主奏吉他手George Harrison。這兩個男人都算好人啦，也是惺惺相惜的吉他英雄。那一定是動輒得咎的愛情哪，但是當時彷彿不這麼做，他就活不下去了。於是他姿態堅持地大聲唱著：“ I don’t wanna fade away Give me one more day please......”[1]他的堅持註定沒有任何回報。
1970年，Clapton刻意抹去自己的姓名，召集其餘四名樂手組成Derek And The Dominos，出了一張唱片“Layla...and other assorted love songs”。當時他可能有一種不祥的預感，他即將在歌曲中呈現出來的感情和慾望，將遠遠超過他所能負荷的極限，所以才決定不用自己的名字吧。
他的預感是正確的。模糊掉主體與客體之後，這張專輯的十四首歌獲得某種普遍性，無論是哪個時空之下的任一聽者，都能夠在其中盡情投射出自己的forbidden wish，Clapton也因此可以將歌詞寫得非常露骨而放肆。但是他心裡可清楚的很，這十四首歌全部指向不可置換的唯一客體，所以又同時具備了某種特異性。
例如：“ I am yours However distant you may be......”[2]
類似這樣的歌詞等於是赤裸的表白或懇求，我腦中浮現的畫面是，午夜泛青的街燈下，一名滿面鬍渣的醉漢在女子門前咆哮，陪伴他的只有自己扭曲的影子。換句話說，這些字句缺乏一些文學上該有的朦朧，就只是midnight blues而已。
在第十三首歌“Layla”中，一開始Clapton就將自己的歌聲與吉他的狂飆逼到最邊緣，此刻我可以聽見激烈燃燒的痛苦和情慾：“......Like a fool I fell in love with you You turned the whole world upside down......Please don’t say we’ll never find a way And tell me all my love’s in vain...”；但是從第三分十一秒起，自Jim Gordon平和的鋼琴聲加入之後，Clapton就完全靜默了，吉他的撩撥轉為舒緩地流洩，替原先的騷動不安帶來幾許希望和超脫。搖滾樂史上很少有情歌能夠表達得如此痛快直接，又同時提供這種救贖的感覺[3]。
現實上，對Clapton而言，救贖必須通過墮落來完成，因為有人宣告上帝已死。
錄完這張長度七十七分鐘的專輯以後，Clapton彷彿放盡了生命所有的力氣，他跌入自恨與憂鬱的谷底，成為聲名狼藉的藥物濫用患者。足足有近三年的時間，樂壇上完全聽不見這個男人的聲音[4]。“ Nobody knows you when you’re down and out.”[5]Yes,that’s O.K..我猜想他一定希望自己立刻死掉，最完美的結局應該是這樣：當旅館服務生發現他橫躺在潮濕髒污的房間時，現場除了煙蒂、酒瓶、針筒與血跡以外，還不斷迴盪著Layla的樂聲。而pinpoint的瞳孔裡，只映著一個女人的剪影，那就是Pattie Boyd，George Harrison 的妻子。如果還要再加上一點什麼，那就是表情肅然的好友Harrison，在喪禮上為他play一下Layla的吉他solo吧。

他畢竟活下來了。看著桌上那盆每夜被煙燻的黃金葛，我想著：那好不容易呀。

1992年有一部關於藥物的電影叫做“Rush”，是屬於既不叫好也不叫座的電影，講述一個警察因臥底而Heroin Dependence的悲哀故事。不曉得基於什麼樣的動機，Clapton悄悄地接下配樂的工作。主題曲“Tears In Heaven”，聽說是要獻給他死去的五歲兒子，所以算是輓歌。至於他的兒子是怎麼死的，我一點也不記得了。我總覺得這首歌很有可能也是唱給Pattie Boyd聽的，而那是一種截然不同的心情了，粉碎之後一塊接著一塊斑駁地剝落下來......
「如果我在天堂遇見妳 妳還會記得我的名字嗎 如果我在天堂遇見妳 妳還和以前一樣嗎 我必須堅強地撐下去 因為我知道 我不屬於這裡 不屬於天堂......」
我依然感到他是清醒地堅持著，光陰沒有帶來一絲後悔。這個不屬於天堂的上帝，到底在堅持些什麼呢？
同年在MTV Unplugged中，年邁的Clapton以最簡約的配器和編曲，重新唱了Layla與Tears In Heaven 這兩首歌，腦海裡回顧著自己不堪的生命歷史故事。
“Time can bring you down Time can bend your knees Time can break your heart Have you begging please？”[6]
讓人想要下跪求饒的生命啊。
我忽然決定替桌上那盆辛苦的黃金葛加點水。應該還可以活下去吧，我想。

這就是我所瞭解的吉他之神的故事了。我覺得這些片段比他拿了幾座葛萊美獎重要多了。一瞬間想起另一首很棒的歌，女生唱的：「如果上帝其實只是南下的高速公路上 一個只想趕路回家的人 將要獨自回到天堂 而且沒有人打電話給祂 或許羅馬教宗可能會吧........所以祂只能一直趕路回家 像一顆神聖的滾石......」[7]
在Clapton滄桑的歌聲中，我覺得自己又和上帝親近一些了。(1997-7-31作)




[1] 出自第二首歌，Bell Bottom Blues。
[2] 出自第五首歌，I Am Yours。
[3] 最後這句話出自「滾石雜誌唱片指南」，Clapton大概作夢也沒想到，他在那麼惡劣的情緒當中創作出來的東西，會被視為搖滾樂的經典作，五顆星最高評價。
[4] 從1970年到1973年的復出音樂會之間，Clapton過著social withdral的日子，只有極少數的朋友偶爾探訪他，George Harrison是其中之一。他非常擔心Clapton的身體健康和精神狀態，並希望Clapton儘快回到現實世界。在Harrison熱心安排下，Clapton曾於1971年的兩場音樂會上短暫現身，但很快又消失了。
[5] 第四首歌歌名。
[6] 出自Tears In Heaven。
[7] 改寫自Joan Osborne的“One of us”，96年的歌。

Far away, so close

柏林的勝利女神紀念柱
2007年夏 我來到這裡
歐洲是一個人可以自在呼吸步行的地方
而台北依然擁擠 侷促 焦躁不安

這也是欲望之翼 溫德斯的電影中
天使下凡站立之處
若干年後 片中的天使在另一部電影中扮演希特勒
正邪善惡可以交錯 恰恰體現出柏林文化的豐饒

一些美國影視圈的名人近來老愛往柏林跑
像Quentin Tarantino, Tom Cruise
因柏林不會有令人抓狂的媒體記者一直跟拍
歐洲 總是安靜的氛圍

欲望之翼的續集叫咫尺天涯Far away, so close
天使再度下凡
為什麼他不降落在101呢?

在治療中 我們可以聽見個案敘說許多的生命歷史 塵封舊事
有些更是血跡斑斑的傷痕
我們以為問題的源頭就在那兒 there and then
但是 切記Far away, so close
能夠引發改變的槓桿 就埋藏在治療關係的here and now當中

佛洛依德說過一句話 大意是<你無法消滅不在眼前的敵人...>

由於心思過度複雜 我們總是捨近求遠

simple mind不該是貶抑的話 而是讚美

關於王家衛電影的另一個斷簡殘篇

PART6 春光乍洩：我們不如重新開始吧

那一天，我從桌上與床上拾起兩根長髮，小心翼翼地裝入塑膠袋中。這是現場遺留的唯一證物，沒有其它可供辨識的線索了。
雖然覺得這麼做很不合理，但是為了減低心中的焦慮，我還是這麼做了。雙手以尺度量兩根頭髮的長度，不放心地反覆確認多次之後，篤定地在筆記本上寫下數字。都是三十六點五公分。同一個，女人。我滿足地笑開了。接下來對著昏黃的燈泡，拿起蒙塵的放大鏡，仔細檢視頭髮的質地。可是，手指卻不爭氣地、溫柔地撫觸起來，心裡任由一種即將陌生的快感所襲擊。我開始分不清指尖暖熱的餘溫，到底是來自燈泡，或者是女人的頭髮。
陌生的快感和女人的頭髮。
那是風的線條呢。原本我以為風只有咻咻的聲音而已，正如同成年的妳靜躺在古老而孤寂的風櫃旁，耳邊聽到的那種永恆聲響。那是飄遊的海風魂魄奮力穿入一個空洞的時刻所喊出的痛苦呻吟。倘若空洞愈小，聲音就會愈高愈大。妳知道，我們都曾經抵達同一個地方，遇見同一種聲音，然而因為時間不同而無法交錯。這只是上帝開的一個玩笑罷了，當年童稚的我並不明白。現在我懂了，藉由妳的髮梢，風從此被賦予了形貌。

傷痕累累的何寶榮問：「後來你去了瀑布沒有？」
黎耀輝淡淡地說：「沒有。你呢？」他繼續專心地幫何擦拭身體。他最喜愛的身體。
「沒有。等你一起去嘛。等我復原我們一起去？」何寶榮眷戀地端詳檯燈許久。
黎耀輝的眼神不敢正視對方。他一點把握也沒有。「到時候再說吧。」

除了頭髮以外，我已經沒有其它任何證據，可以用來向別人證明妳的存在。沒有一張相片，沒有署名的信件，沒有妳的牙刷，沒有妳那只咖啡杯，沒有殘留妳味道的衣服，也沒有保存妳聲音的錄音帶。彷彿破曉時讓early morning awakening的霧港水手屏息凝望的幾滴露珠，太陽一出來就通通蒸發掉了。一出局一在壘之後雙殺，什麼痕跡也沒留下。我痛恨自己不懂繪畫，如果具備這種能力，我就可以藉著兩根長髮慢慢勾勒出妳的模樣，那會是一輩子的事。所有發生過的一切竟是那麼不可言說，多年來我早就懶得理直氣壯地向別人證明一些什麼了。

黎耀輝偷偷把何寶榮的護照藏起來。他企圖獨佔這個人，從此免於嫉妒的折磨。被嫉妒淹沒的時候，每個男人都一樣卑鄙下流。黎耀輝以為這樣就可以重新掌握自己的生命，所以每晚說「請進請進」、「歡迎歡迎」就更帶勁了。「他受傷的時候，是我最快樂的日子。」肩膀可以被一個人完全倚靠，肯定是一種幸福。

我不必嘗試說服他們。我確定妳曾經存在過。因為那些日子已經過去了，「妳曾經存在過」這樣的事實就一點也無法改變了。就如同把凝縮情意的信件，匆匆投入寫著「本地」、「外埠」的綠色郵筒然後倉皇逃開一般，郵筒本身成為我的欲望宿命性的終點站，信上的任何一個字都再也無法更動了。
所以，我們不要再繼續爭辯「正確」或「錯誤」這種無聊的問題，好嗎？

「我們不如重新開始吧」，我要借用何寶榮的口頭禪，很實用的一句話。我們曾經約好一同去看海，聽聽潮浪之聲的。「聽說那兒有一座燈塔，人們可以把不開心的東西留下。」
於是我決定一個人出發了。跟黎耀輝一樣。肩上背負的行囊只裝了妳的兩根長髮，沈甸甸的重量。車上的音樂，都是我們共同聽過的，那些曾經是我們交換彼此訊息的符碼，也只有我們能夠解讀。現在我所擁有的，就只有這個兩平方公尺不到的狹小空間。但是它會移動，而今晚已起風了，我恰好要自己不停地移動，這就夠了。
上車。發動車子。這個簡單的動作，我可能重覆做了超過兩千次。我需要它的時候，它從未背棄我。這一點妳辦不到，但請不要為此難過。
這一次，我拒絕仰仗地圖。可能的話，我期盼永遠迷路。
上路吧。妳說。不要猶疑。記得千萬不要打開車門，也不要在哪個定點陷溺沈淪。

車子繞經市府廣場的時候，忽然瞥見一個中年男子，獨自認真地玩著遙控汽車，慘白的街燈下，他的身影好長好長。和我一樣，沒有人可以分享他痛苦的喜悅。當我將方向盤朝右打一圈時，他那輛乖乖聽話的遙控汽車，正順著他薄弱而甜蜜的意志力，盲目地橫衝直撞著......
這麼廣大的世界，他能夠操控的部份，僅此而已。

如果我只是一件被遺忘在機場的行李，或許有哪位善心或惡意的旅人將會彎腰將它提起，扛著它飄洋過海，抵達一個全然陌生的國度，在那兒，一切得重新開始。

我漸漸駛離台北。星光之下公路一直往前蜿蜒，好像找不到盡頭似地。
就快到海邊了。今夏白沙柔軟與渾沌的寧靜海岸。
妳聽得見我的聲音嗎？我們到了呢。
「我始終認為，站在這兒的應該是一對。」被水花濺濕的黎耀輝這麼對我說。
「是一對啊。」我回答他，然後從背包裡慢慢拿出裝有兩根長髮的透明塑膠袋。
躲在一個岩石之後，我困難地點煙數次，再打開塑膠袋取出兩根長髮。風很大，我必須費力地用拇指與食指夾住頭髮，不然很快就會飛走了。
不知道妳現在過得好不好。我沒有機會過問這些了。能見度好差，我只能依稀辨識不斷舞動著的風的線條。而風的線條遙指海平面的彼端，它們想要自由地掙脫手指的束縛。
閉上雙眼，我傾聽潮浪之聲。那是我從小就熟悉的聲音，不管什麼苦難都可以一次又一次洗刷乾淨的聲音，不管白色沙灘上留下多少雙人足印都可以全部抹平的聲音。
“When you got nothing，you got nothing to lose.” Bob Dylan不在乎地唱著。
我將用力的手指不捨地放開。不曉得長髮飛往哪個方向，或是在何處墜落。連再見都還來不及說。我想，它們最終必定著陸在一個我到不了的地方。應該是彩虹之上的美好地方吧。我如此由衷盼望著。( 1997-8-19 )

關於王家衛電影的斷簡殘篇

PART 1 旺角卡門[1]：被藏起來的一只玻璃杯
大概是1988年某一天吧，那時候我是學校電影委員會的幹部，我們播映了這部香港片。在那所什麼都缺乏的醫學院，那種看電影的場地算是十分華麗了。那天傍晚，可能因為文宣不夠煽動的緣故，來觀看的學生非常稀少，坐得零零落落，偌大的禮堂空蕩得很奢侈。當時覺得這是一部作者印記清楚的幫派電影，讓我聯想到Martin Scorsese的「殘酷大街」。不幸的是，台灣版被矯情的國台語配音和王傑俗濫的歌曲搞砸了。
電影中，女人為男人添購了一組精緻但易碎的玻璃杯。離去的時候，女人考慮到男人老是粗心大意地將杯子一個個摔破，於是很細膩地，將其中一只杯子藏在屋內某個安全的角落，以備不時之需。
當男人再次遇見女人時，女人身邊有了另一個男人。於是，他只得急切地說：「我找到那只杯子了......」

1988年，王家衛剛完成第一部作品，他三十歲。
九年之後，三十歲的我忽然有一股騷亂翻騰的衝動，想要大聲說出這句話。
「我終於找到那只杯子了......」
喉節猶豫而吃力地開始上下挪動，但是口腔乾燥到好像戈壁沙漠中快渴死的旅人。
然後，左手顫抖地將硬幣投入老式點唱機，唱針沿著一定的軌跡滑落，空氣中傳來Mick Jagger唱著As Tears Go By[2]的歌聲，整個畫面頓時渲染成一種叫人闇啞失聲的螢光藍......
「It is the evening of the day I sit and watch the children play
Smiling faces I can see But not for me I sit and watch as tears go by...... 」

PART3 重慶森林：加州夢
1994年8月，我開著小車回到這個離開一年的城市剛沒多久，上班時與一堆自言自語的病患會談，下班後就一個人喝啤酒聽音樂自言自語。老鄧在病房帶大家讀Oxford第二版，case conference觀察到主治醫師打盹之後依然能夠滔滔不絕地評論，敬意因此油然而生。在這個殘留一點烏托邦氣味的地方工作，日子其實還算愉快，是那種「每天你都有機會和許多人擦身而過」的生活。我選擇和某些人互動，和某些人保持距離。
酷熱的午後，我在民生社區的電影院看了Chungking Express。電影中，男人厭倦了對著香皂、破布、玩偶、衣服自言自語的生活，決定褪下警察制服與黑色領帶，換上花俏的格子衫，趕赴一場充滿未知的危險邀約，不過他的腳步比起平常巡邏時可自在多了。
那個下大雨的晚上，他去了一家叫加州的餐廳......

三年過後，我回到加州的那一夜，外頭的雨放肆地落下，想將地面上的一切通通沖刷乾淨，其實灰濛的天空是很壓抑的男人，已經太久沒有好好痛哭一場了。如果天空也懂得跑步，大汗淋漓的時候，淚水或許會少一些。
關於加州。60年代中期，數以萬計的美國年輕人紛紛逃家湧入真正的加州，想要追尋自由、和平與愛之類難以捉摸的東西。那是二十世紀最感人的故事之一了，至少這些hippies還堅信這世上有些什麼值得追尋，即使場景與剪接顯得虛無莽撞。
我在雨中胡思亂想，推開門，加州裡面是一室的明亮，讓人不由放鬆下來的溫暖。雖然有點陌生了，裝潢和擺設也大多改變了，但依然是讓人可以安心作夢的好地方，而有些夢是永遠不會醒的。
看看錶，還早，她應該還沒來吧。我點了一瓶Corona，邊喝邊依循著高中地理課的殘缺記憶，估算Corona從墨西哥運到加州的距離到底有多遠。因為那次月考我的地理只有四十八分，所以我再努力也想不起來。
燃起一支煙，閉上眼睛，我開始想念這個女人。
對我來說，她就是加州，原慾灌注的唯一客體。她的身上始終維持某種精巧的平衡，質地像是一把鋒利的瑞士刀，又弔詭地揉合了望安沙灘被海水浸潤過的柔軟。所以打赤腳走過時就會留下一串足跡，而且每個足跡的輪廓都非常清楚呢，深刻到好像會痛痛地滲出鮮血來。
黃昏時染血的望安沙灘和海水，顏色可能和塞入一塊檸檬的Corona差不多吧，我想。

睜開眼睛，注意一下四周正發生些什麼事。我將自己的視界分為四大象限，一個接一個慢慢檢視，什麼也不想遺漏，多年來我明瞭這是求生存的不二法門。
進入最後的第四象限了，依舊沒什麼大事發生。忽然，在屋裡一個稍僻靜的角落，我驚訝地發現她就在那裡，一瞬間，周遭的人事物繼續不斷流轉著，但它們已完全失去意義。她居然在嘈雜聲中趴在桌上睡覺，像一隻愛睏的貓咪。直到現在我仍不明白，長髮濕透的她究竟是什麼時候進來的。我可以想像她屈著孱弱的身體，剛被狂風暴雨鞭打過的疲累。只有在睡夢中，才能夠把風雨暫時隔在門外。
當我不忍地朝她走過去的時候，DJ先生適時放起The Mamas&The Papas唱的California Dreamin’。雖然這首1966年的歌長度僅兩分四十秒，但是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可以讓聽者在腦海中不斷重複，因此那可以說是永恆的兩分四十秒......
「All the leaves are brown And the sky is gray......」
在那麼令人振奮的音樂中，她的嘴角彷彿盈著一絲笑意，胸部像浪潮般規律地起伏著，一雙手臂環繞形成舒服的界限，此刻外界的紛擾與她無關。
我並沒有喚醒她。我曾說過要守護她的界限，雖然有時候很難辦到。我只是在她對面坐定，隔著一個桌子的距離屏息窺視著她。不知過了多久以後，我小心翼翼地起身，不敢弄出一絲聲響，推開門，又走入雨中。世界一下子安靜起來，耳朵嗡嗡作響。透過覆蓋著雨絲的玻璃窗，我又再望她一眼，那停格的一秒如同使用柔焦濾鏡般的模糊。很好，她還睡得很甜。
從很久以前我就極愛看她睡覺的模樣，每每讓我想到一群上主日學的小孩，認真地吟唱「平安夜，聖善夜...」稚氣的聲音。他們還不清楚耶穌基督的意義，但是唱得好像世界和平即將到來似的。我真的不願意打破這種氛圍。
拎著第五瓶Corona走在雨中的時候，想起剛才離開時的小心翼翼，我不禁大笑起來。如果她可以在California Dreamin’的歌聲當中安睡，那麼她應該不會在乎椅子挪動時微弱的聲響才對呀。
讓我好奇的是，在那兩分四十秒當中，她夢境中的景色是什麼樣子，她還記得嗎？ 有那麼一天，我一定會問她。一定會的。( 1997-7-7 )

[1] 台灣版片名為「熱血男兒」，真是難聽。
[2] 滾石合唱團1965年的歌，「旺角卡門」的英文片名即為As Tears Go By。英倫最粗野的搖滾樂手，唱起心碎的情歌時也是最迷人的。

越過死亡線(DEAD MAN WALKING)

當聖潔的修女遇上萬惡不赦的死囚，會是一幅怎樣的光景呢？
或者，想像一下自己是釘在耶穌旁邊十字架上的小偷，心情是怎樣的呢？而流血的耶穌又正在想些什麼？
DEAD MAN WALKING是監獄中的術語，指的是死刑犯由囚房步行至刑場的過程。距離也許很短，但是對死亡（而且是非自然死亡）的終極恐懼，對人生（即使平凡無奇）的最後眷戀，以及罪孽與救贖的交織糾葛，使得每一次回眸都是痛徹心肺。
千萬不要抱著看「洛城法網」的期待，導演提姆羅賓斯會被你氣哭的，因為片中沒有高潮迭起的法庭戲。你可以將這部電影當作關於死刑存廢的論述，順便翻翻舊報紙、想想台灣現在的情況；你也可以從宗教的角度出發來思索善與惡、罪與罰等大問題，片中有幾處關於聖經意義的論辯都還精彩。不過，如果把蘇珊莎蘭登飾演的修女視為一位心理治療者的話，會聯想到什麼呢？
修女初次探訪經過監獄大門時，讓金屬探測器鳴聲作響的是胸前的十字架，這彷彿暗示著我們：西恩潘所飾的死囚，被關在連上帝都到不了的地方，人間最陰暗的角落。死囚對其罪行矢口否認、把一切過錯歸究他人，為世上最陰暗的心靈。一場短期心理治療的雙人舞蹈就此展開。修女第一次當「屬靈輔導員」，宛如心理治療的生手，卻得讓自己像唐吉訶德般地堅定，用言說的擁抱造成死囚一點一滴的改變......
結局是死刑（注射處決）依然執行，心理治療仍舊無法撼動現實，然而死囚有了洞識與修通。聽著片尾布魯斯史普林斯汀唱的歌，我想著：對於絕對陰暗的角落與心靈，或許一絲微弱的光線就可能改變場景。用這麼簡單的樂觀來鼓勵自己。(1996-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