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海角七號」是一部感動人心的好電影。我們感動之餘，何妨一同來思考這種感動的本質究竟是什麼樣貌？我們看日片「心動奇蹟」、港片「長江七號」也會感動，但是情緒悸動的性質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組樂團的主軸其實是勵志電影類型元素的展現。通常開頭時主角的願望必須在現實中受挫，然後經過一段奮鬥的歷程（這包含堅持、練習與汗水），獲得某種形式的成功，先前的挫折在此獲得補償。在觀影過程中觀眾會逐漸對主人翁產生認同，於是，銀幕上主角的挫折體現了我們觀眾在現實中的挫折，也就是觀眾將一己的挫折投射到主角的不幸遭遇上。我們暗地期盼主角能成功，代替我們成功。若以運動勵志電影為例，席維斯史特龍的「洛基」（Rocky）就是一個典範。當年「洛基」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有評論者認為這並非當年藝術成就最高的影片（應該是「計程車司機」），但當時的美國仍籠罩在越戰失敗的愁雲慘霧中，社會上到處充斥著挫敗的氣氛，「洛基」精神振奮了美國人的自尊心。
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海角七號」票房的成功，意義其實很清楚：此刻的台灣人也處在極度挫敗的陰暗之中，經濟、政治的糜爛也就罷了，連奧運棒球也輸中國，王建民又因傷無法替洋基隊出賽，福爾摩沙似乎成為怨氣橫流之島。「海角七號」帶來了久違的希望感。我覺得一位電影作者不必有包袱，不需要去承載這樣巨大的歷史意義，但是倒過來說，歷史的因緣格局也不是個人意志可以掌控的。在這樣的時代，意外卻適時出現了魏導演這樣的執著創意者，用他作品的愛與氣魄，替全島的臺灣人加油。
但「海角七號」的風格比起「洛基」要有趣百倍。本片的幽默、活潑、流暢讓我不由得想起一個我幾乎要忘記的日本導演名字--周防正行，他的作品如「五個相撲少年」（1992）和「大家來跳舞」（1996），都有激勵人心的效果，電影中卻又顯露出機敏的幽默感，可以和現實的悲苦困頓取得平衡，這是了不起的成就。坦白說，魏導演的「海角七號」也表現出這項藝術成就。那些讓我們發笑的對白，彷彿就是我們自己或週遭的同事、親友會說的話。話語呈現出一種台灣人特有的氣質，比日本人來得衝動、質樸，卻出現了某種奇特的混種（hybrid）創造力。我相信這樣的混種創意是台灣文化無可取代的特色。「野玫瑰」的詞出自德國的歌德（這是佛洛伊德最欣賞的作家之一），由舒伯特譜曲，卻在台灣島嶼南端的海岸，由老樂手的月琴樂音緩緩導入，被歌手用中文、日文傳唱。那肯定是今年夏末最美好的一刻，真的。
寄不出的七封信原本是一種傳達的失敗，心中情感投注的對象卻註定不會收到這些信，多麼悲涼啊。其實，觀眾成為不在電影情節中的第三者，見證了這些真摯感情的存在，換句話說，真正有幸讀到這些信件的正是觀眾啊。因為觀眾的存在，這些情感將獲得某種補償性的救贖。在克林伊斯威特執導的「來自硫磺島的信」中，日本軍官和士兵在戰火之下仍不忘寫信給家人，字字句句凝結的情感，最終被埋藏地底；岩井俊二的「情書」結尾，圖書館裡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借閱卡的背面赫然出現女孩側臉的鉛筆素描，讓人鼻酸地微笑。於是我們發現：「信件」在時空漂移之後就成為「歷史文獻」，為電影帶入屬於歷史的泛黃氣息，生離死別的痛苦氣息。這才是本片的hidden agenda!
我試著提醒自己，「海角七號」和「練習曲」勾勒出台灣人正向的一面，雖然真實，但這不可能是社會的全景。「流浪神狗人」和「最遙遠的距離」等國片，用迥異的工法刻劃出島嶼邊緣沉重、虛無、灰暗的面向。然而那不折不扣地也是真實的面向呀。因著這些電影，島國人生正負兩面皆得以呈現，我們精神意義的層次上就豐潤許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