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r away, so close

柏林的勝利女神紀念柱
2007年夏 我來到這裡
歐洲是一個人可以自在呼吸步行的地方
而台北依然擁擠 侷促 焦躁不安

這也是欲望之翼 溫德斯的電影中
天使下凡站立之處
若干年後 片中的天使在另一部電影中扮演希特勒
正邪善惡可以交錯 恰恰體現出柏林文化的豐饒

一些美國影視圈的名人近來老愛往柏林跑
像Quentin Tarantino, Tom Cruise
因柏林不會有令人抓狂的媒體記者一直跟拍
歐洲 總是安靜的氛圍

欲望之翼的續集叫咫尺天涯Far away, so close
天使再度下凡
為什麼他不降落在101呢?

在治療中 我們可以聽見個案敘說許多的生命歷史 塵封舊事
有些更是血跡斑斑的傷痕
我們以為問題的源頭就在那兒 there and then
但是 切記Far away, so close
能夠引發改變的槓桿 就埋藏在治療關係的here and now當中

佛洛依德說過一句話 大意是<你無法消滅不在眼前的敵人...>

由於心思過度複雜 我們總是捨近求遠

simple mind不該是貶抑的話 而是讚美

關於王家衛電影的另一個斷簡殘篇

PART6 春光乍洩：我們不如重新開始吧

那一天，我從桌上與床上拾起兩根長髮，小心翼翼地裝入塑膠袋中。這是現場遺留的唯一證物，沒有其它可供辨識的線索了。
雖然覺得這麼做很不合理，但是為了減低心中的焦慮，我還是這麼做了。雙手以尺度量兩根頭髮的長度，不放心地反覆確認多次之後，篤定地在筆記本上寫下數字。都是三十六點五公分。同一個，女人。我滿足地笑開了。接下來對著昏黃的燈泡，拿起蒙塵的放大鏡，仔細檢視頭髮的質地。可是，手指卻不爭氣地、溫柔地撫觸起來，心裡任由一種即將陌生的快感所襲擊。我開始分不清指尖暖熱的餘溫，到底是來自燈泡，或者是女人的頭髮。
陌生的快感和女人的頭髮。
那是風的線條呢。原本我以為風只有咻咻的聲音而已，正如同成年的妳靜躺在古老而孤寂的風櫃旁，耳邊聽到的那種永恆聲響。那是飄遊的海風魂魄奮力穿入一個空洞的時刻所喊出的痛苦呻吟。倘若空洞愈小，聲音就會愈高愈大。妳知道，我們都曾經抵達同一個地方，遇見同一種聲音，然而因為時間不同而無法交錯。這只是上帝開的一個玩笑罷了，當年童稚的我並不明白。現在我懂了，藉由妳的髮梢，風從此被賦予了形貌。

傷痕累累的何寶榮問：「後來你去了瀑布沒有？」
黎耀輝淡淡地說：「沒有。你呢？」他繼續專心地幫何擦拭身體。他最喜愛的身體。
「沒有。等你一起去嘛。等我復原我們一起去？」何寶榮眷戀地端詳檯燈許久。
黎耀輝的眼神不敢正視對方。他一點把握也沒有。「到時候再說吧。」

除了頭髮以外，我已經沒有其它任何證據，可以用來向別人證明妳的存在。沒有一張相片，沒有署名的信件，沒有妳的牙刷，沒有妳那只咖啡杯，沒有殘留妳味道的衣服，也沒有保存妳聲音的錄音帶。彷彿破曉時讓early morning awakening的霧港水手屏息凝望的幾滴露珠，太陽一出來就通通蒸發掉了。一出局一在壘之後雙殺，什麼痕跡也沒留下。我痛恨自己不懂繪畫，如果具備這種能力，我就可以藉著兩根長髮慢慢勾勒出妳的模樣，那會是一輩子的事。所有發生過的一切竟是那麼不可言說，多年來我早就懶得理直氣壯地向別人證明一些什麼了。

黎耀輝偷偷把何寶榮的護照藏起來。他企圖獨佔這個人，從此免於嫉妒的折磨。被嫉妒淹沒的時候，每個男人都一樣卑鄙下流。黎耀輝以為這樣就可以重新掌握自己的生命，所以每晚說「請進請進」、「歡迎歡迎」就更帶勁了。「他受傷的時候，是我最快樂的日子。」肩膀可以被一個人完全倚靠，肯定是一種幸福。

我不必嘗試說服他們。我確定妳曾經存在過。因為那些日子已經過去了，「妳曾經存在過」這樣的事實就一點也無法改變了。就如同把凝縮情意的信件，匆匆投入寫著「本地」、「外埠」的綠色郵筒然後倉皇逃開一般，郵筒本身成為我的欲望宿命性的終點站，信上的任何一個字都再也無法更動了。
所以，我們不要再繼續爭辯「正確」或「錯誤」這種無聊的問題，好嗎？

「我們不如重新開始吧」，我要借用何寶榮的口頭禪，很實用的一句話。我們曾經約好一同去看海，聽聽潮浪之聲的。「聽說那兒有一座燈塔，人們可以把不開心的東西留下。」
於是我決定一個人出發了。跟黎耀輝一樣。肩上背負的行囊只裝了妳的兩根長髮，沈甸甸的重量。車上的音樂，都是我們共同聽過的，那些曾經是我們交換彼此訊息的符碼，也只有我們能夠解讀。現在我所擁有的，就只有這個兩平方公尺不到的狹小空間。但是它會移動，而今晚已起風了，我恰好要自己不停地移動，這就夠了。
上車。發動車子。這個簡單的動作，我可能重覆做了超過兩千次。我需要它的時候，它從未背棄我。這一點妳辦不到，但請不要為此難過。
這一次，我拒絕仰仗地圖。可能的話，我期盼永遠迷路。
上路吧。妳說。不要猶疑。記得千萬不要打開車門，也不要在哪個定點陷溺沈淪。

車子繞經市府廣場的時候，忽然瞥見一個中年男子，獨自認真地玩著遙控汽車，慘白的街燈下，他的身影好長好長。和我一樣，沒有人可以分享他痛苦的喜悅。當我將方向盤朝右打一圈時，他那輛乖乖聽話的遙控汽車，正順著他薄弱而甜蜜的意志力，盲目地橫衝直撞著......
這麼廣大的世界，他能夠操控的部份，僅此而已。

如果我只是一件被遺忘在機場的行李，或許有哪位善心或惡意的旅人將會彎腰將它提起，扛著它飄洋過海，抵達一個全然陌生的國度，在那兒，一切得重新開始。

我漸漸駛離台北。星光之下公路一直往前蜿蜒，好像找不到盡頭似地。
就快到海邊了。今夏白沙柔軟與渾沌的寧靜海岸。
妳聽得見我的聲音嗎？我們到了呢。
「我始終認為，站在這兒的應該是一對。」被水花濺濕的黎耀輝這麼對我說。
「是一對啊。」我回答他，然後從背包裡慢慢拿出裝有兩根長髮的透明塑膠袋。
躲在一個岩石之後，我困難地點煙數次，再打開塑膠袋取出兩根長髮。風很大，我必須費力地用拇指與食指夾住頭髮，不然很快就會飛走了。
不知道妳現在過得好不好。我沒有機會過問這些了。能見度好差，我只能依稀辨識不斷舞動著的風的線條。而風的線條遙指海平面的彼端，它們想要自由地掙脫手指的束縛。
閉上雙眼，我傾聽潮浪之聲。那是我從小就熟悉的聲音，不管什麼苦難都可以一次又一次洗刷乾淨的聲音，不管白色沙灘上留下多少雙人足印都可以全部抹平的聲音。
“When you got nothing，you got nothing to lose.” Bob Dylan不在乎地唱著。
我將用力的手指不捨地放開。不曉得長髮飛往哪個方向，或是在何處墜落。連再見都還來不及說。我想，它們最終必定著陸在一個我到不了的地方。應該是彩虹之上的美好地方吧。我如此由衷盼望著。( 1997-8-19 )

關於王家衛電影的斷簡殘篇

PART 1 旺角卡門[1]：被藏起來的一只玻璃杯
大概是1988年某一天吧，那時候我是學校電影委員會的幹部，我們播映了這部香港片。在那所什麼都缺乏的醫學院，那種看電影的場地算是十分華麗了。那天傍晚，可能因為文宣不夠煽動的緣故，來觀看的學生非常稀少，坐得零零落落，偌大的禮堂空蕩得很奢侈。當時覺得這是一部作者印記清楚的幫派電影，讓我聯想到Martin Scorsese的「殘酷大街」。不幸的是，台灣版被矯情的國台語配音和王傑俗濫的歌曲搞砸了。
電影中，女人為男人添購了一組精緻但易碎的玻璃杯。離去的時候，女人考慮到男人老是粗心大意地將杯子一個個摔破，於是很細膩地，將其中一只杯子藏在屋內某個安全的角落，以備不時之需。
當男人再次遇見女人時，女人身邊有了另一個男人。於是，他只得急切地說：「我找到那只杯子了......」

1988年，王家衛剛完成第一部作品，他三十歲。
九年之後，三十歲的我忽然有一股騷亂翻騰的衝動，想要大聲說出這句話。
「我終於找到那只杯子了......」
喉節猶豫而吃力地開始上下挪動，但是口腔乾燥到好像戈壁沙漠中快渴死的旅人。
然後，左手顫抖地將硬幣投入老式點唱機，唱針沿著一定的軌跡滑落，空氣中傳來Mick Jagger唱著As Tears Go By[2]的歌聲，整個畫面頓時渲染成一種叫人闇啞失聲的螢光藍......
「It is the evening of the day I sit and watch the children play
Smiling faces I can see But not for me I sit and watch as tears go by...... 」

PART3 重慶森林：加州夢
1994年8月，我開著小車回到這個離開一年的城市剛沒多久，上班時與一堆自言自語的病患會談，下班後就一個人喝啤酒聽音樂自言自語。老鄧在病房帶大家讀Oxford第二版，case conference觀察到主治醫師打盹之後依然能夠滔滔不絕地評論，敬意因此油然而生。在這個殘留一點烏托邦氣味的地方工作，日子其實還算愉快，是那種「每天你都有機會和許多人擦身而過」的生活。我選擇和某些人互動，和某些人保持距離。
酷熱的午後，我在民生社區的電影院看了Chungking Express。電影中，男人厭倦了對著香皂、破布、玩偶、衣服自言自語的生活，決定褪下警察制服與黑色領帶，換上花俏的格子衫，趕赴一場充滿未知的危險邀約，不過他的腳步比起平常巡邏時可自在多了。
那個下大雨的晚上，他去了一家叫加州的餐廳......

三年過後，我回到加州的那一夜，外頭的雨放肆地落下，想將地面上的一切通通沖刷乾淨，其實灰濛的天空是很壓抑的男人，已經太久沒有好好痛哭一場了。如果天空也懂得跑步，大汗淋漓的時候，淚水或許會少一些。
關於加州。60年代中期，數以萬計的美國年輕人紛紛逃家湧入真正的加州，想要追尋自由、和平與愛之類難以捉摸的東西。那是二十世紀最感人的故事之一了，至少這些hippies還堅信這世上有些什麼值得追尋，即使場景與剪接顯得虛無莽撞。
我在雨中胡思亂想，推開門，加州裡面是一室的明亮，讓人不由放鬆下來的溫暖。雖然有點陌生了，裝潢和擺設也大多改變了，但依然是讓人可以安心作夢的好地方，而有些夢是永遠不會醒的。
看看錶，還早，她應該還沒來吧。我點了一瓶Corona，邊喝邊依循著高中地理課的殘缺記憶，估算Corona從墨西哥運到加州的距離到底有多遠。因為那次月考我的地理只有四十八分，所以我再努力也想不起來。
燃起一支煙，閉上眼睛，我開始想念這個女人。
對我來說，她就是加州，原慾灌注的唯一客體。她的身上始終維持某種精巧的平衡，質地像是一把鋒利的瑞士刀，又弔詭地揉合了望安沙灘被海水浸潤過的柔軟。所以打赤腳走過時就會留下一串足跡，而且每個足跡的輪廓都非常清楚呢，深刻到好像會痛痛地滲出鮮血來。
黃昏時染血的望安沙灘和海水，顏色可能和塞入一塊檸檬的Corona差不多吧，我想。

睜開眼睛，注意一下四周正發生些什麼事。我將自己的視界分為四大象限，一個接一個慢慢檢視，什麼也不想遺漏，多年來我明瞭這是求生存的不二法門。
進入最後的第四象限了，依舊沒什麼大事發生。忽然，在屋裡一個稍僻靜的角落，我驚訝地發現她就在那裡，一瞬間，周遭的人事物繼續不斷流轉著，但它們已完全失去意義。她居然在嘈雜聲中趴在桌上睡覺，像一隻愛睏的貓咪。直到現在我仍不明白，長髮濕透的她究竟是什麼時候進來的。我可以想像她屈著孱弱的身體，剛被狂風暴雨鞭打過的疲累。只有在睡夢中，才能夠把風雨暫時隔在門外。
當我不忍地朝她走過去的時候，DJ先生適時放起The Mamas&The Papas唱的California Dreamin’。雖然這首1966年的歌長度僅兩分四十秒，但是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可以讓聽者在腦海中不斷重複，因此那可以說是永恆的兩分四十秒......
「All the leaves are brown And the sky is gray......」
在那麼令人振奮的音樂中，她的嘴角彷彿盈著一絲笑意，胸部像浪潮般規律地起伏著，一雙手臂環繞形成舒服的界限，此刻外界的紛擾與她無關。
我並沒有喚醒她。我曾說過要守護她的界限，雖然有時候很難辦到。我只是在她對面坐定，隔著一個桌子的距離屏息窺視著她。不知過了多久以後，我小心翼翼地起身，不敢弄出一絲聲響，推開門，又走入雨中。世界一下子安靜起來，耳朵嗡嗡作響。透過覆蓋著雨絲的玻璃窗，我又再望她一眼，那停格的一秒如同使用柔焦濾鏡般的模糊。很好，她還睡得很甜。
從很久以前我就極愛看她睡覺的模樣，每每讓我想到一群上主日學的小孩，認真地吟唱「平安夜，聖善夜...」稚氣的聲音。他們還不清楚耶穌基督的意義，但是唱得好像世界和平即將到來似的。我真的不願意打破這種氛圍。
拎著第五瓶Corona走在雨中的時候，想起剛才離開時的小心翼翼，我不禁大笑起來。如果她可以在California Dreamin’的歌聲當中安睡，那麼她應該不會在乎椅子挪動時微弱的聲響才對呀。
讓我好奇的是，在那兩分四十秒當中，她夢境中的景色是什麼樣子，她還記得嗎？ 有那麼一天，我一定會問她。一定會的。( 1997-7-7 )

[1] 台灣版片名為「熱血男兒」，真是難聽。
[2] 滾石合唱團1965年的歌，「旺角卡門」的英文片名即為As Tears Go By。英倫最粗野的搖滾樂手，唱起心碎的情歌時也是最迷人的。

越過死亡線(DEAD MAN WALKING)

當聖潔的修女遇上萬惡不赦的死囚，會是一幅怎樣的光景呢？
或者，想像一下自己是釘在耶穌旁邊十字架上的小偷，心情是怎樣的呢？而流血的耶穌又正在想些什麼？
DEAD MAN WALKING是監獄中的術語，指的是死刑犯由囚房步行至刑場的過程。距離也許很短，但是對死亡（而且是非自然死亡）的終極恐懼，對人生（即使平凡無奇）的最後眷戀，以及罪孽與救贖的交織糾葛，使得每一次回眸都是痛徹心肺。
千萬不要抱著看「洛城法網」的期待，導演提姆羅賓斯會被你氣哭的，因為片中沒有高潮迭起的法庭戲。你可以將這部電影當作關於死刑存廢的論述，順便翻翻舊報紙、想想台灣現在的情況；你也可以從宗教的角度出發來思索善與惡、罪與罰等大問題，片中有幾處關於聖經意義的論辯都還精彩。不過，如果把蘇珊莎蘭登飾演的修女視為一位心理治療者的話，會聯想到什麼呢？
修女初次探訪經過監獄大門時，讓金屬探測器鳴聲作響的是胸前的十字架，這彷彿暗示著我們：西恩潘所飾的死囚，被關在連上帝都到不了的地方，人間最陰暗的角落。死囚對其罪行矢口否認、把一切過錯歸究他人，為世上最陰暗的心靈。一場短期心理治療的雙人舞蹈就此展開。修女第一次當「屬靈輔導員」，宛如心理治療的生手，卻得讓自己像唐吉訶德般地堅定，用言說的擁抱造成死囚一點一滴的改變......
結局是死刑（注射處決）依然執行，心理治療仍舊無法撼動現實，然而死囚有了洞識與修通。聽著片尾布魯斯史普林斯汀唱的歌，我想著：對於絕對陰暗的角落與心靈，或許一絲微弱的光線就可能改變場景。用這麼簡單的樂觀來鼓勵自己。(1996-8-26)

破浪而出（Breaking the Waves）

大年初四，一個人去看「破浪而出」。散場時燈光一亮，鄰座的女子自言自語說：「這是一部很神性的電影哩。」是啊，Miss McDonald，上帝先開了女主角Bess一個玩笑然後給了應允。
我覺得這部電影像是前後顛倒的童話故事。童話的最後一章必定是公主和王子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而這是電影的第一章。然後，藍領階級的王子半身不遂，王子希望公主Bess找個男人上床，並對他說說性愛的細節，這樣他才可以早日康復，Bess為了愛情與上帝的試鍊成為妓女，最後被凌虐致死。
我正努力思索一個問題，Miss McDonald妳說說看，什麼是false belief呢？精神科醫師判定的基準（Bess被強制住院又逃脫）又是什麼呢？選擇題：信仰錫安山的上帝、信仰少年維特的愛情、信仰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信仰披頭四的永恆草莓園、信仰關口將太的鮪魚壽司、信仰溫德斯的公路電影，以上何者為非？
（妳又綻放慢動作的冬夜微笑，依然不語，唇上的口紅顏色極好，讓我覺得問這種問題真是不智，我猜妳的意思是以上皆非。）
妳說Bess的行徑是愚蠢的，妳也強調這種愚蠢是導演刻意安排的，然而，這種愚蠢或false belief不正是本片最魅惑之處嗎？我想，信仰本身的必要條件，應該是信心與順服吧，而Bess用肉體來實踐它，依此面對一切不堪和羞辱，以及自己的軟弱猶疑。不知怎的，忽然想起聖女貞德或是革命烈士之類的人物。雖然我想妳大不同意，Miss McDonald，我覺得正是這種隱形的激烈性讓我執迷！
導演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說：「長久以來我的渴望是拍一部指涉所有行動都是『好』的影片，但既然『善』常被誤解，張力乃由此激起。」；「這次我不願讓自己稍離於這個故事和身在故事中的角色那強壯情緒。」於是，他幾乎完全採用肩扛攝影機風格，恍惚間我覺得好似V8家庭電影，而大量的特寫與跟拍，使得Bess的每一次笑容、慍怒與哭泣，成為銀幕上複雜情緒的壯麗奇觀（magnificent spectacle）。Miss McDonald，當Emily Watson（飾Bess）竟然透過攝影機凝視著妳時，妳是否可以感受到她體表的溫度呢？
基進如妳可能又會祭出女性主義的法寶了，妳說片中喀爾文教派的教會體系、牧師以及其餘男性、包括那名偽善醫生通通是不義的壓迫者，而Bess是被剝削的犧牲者。親愛的Miss McDonald，我看得見妳眼中的憐憫與高傲（妳想著：進步女青年不會如此下場）。不過我始終認為，那個經常和Bess對話的上帝，應該是女性的（feminine）。
我決定繼續和屬於我的上帝對話，並同時暗自戀慕著那位與我論辯的Miss McDonald。兩者都是很私人的事呢。(28 Feb 1997)

河流

PART1 河流
橫越陰鬱的中山南路。台北的天空老是這樣。我從一樓搭乘電梯到十五樓，去和一位肝癌併肺轉移的三十歲女子會談。電梯緩緩地流動，進進出出的都是浮躁不安的魚兒。那名女子彷彿是童年的蔣介石所目睹，在湍急的溪水中逆流而上的偉大魚種，嘴巴一張一合地正用力呼吸著。她氣虛地說原本計畫年底要結婚，但現在不行了......她正在嘗試所有可能的辦法，免疫療法、胎盤素、大陸中藥、民俗療法......
疾病是一種很文學性的metaphor，用來形容個人或城市都很棒。
我想問妳，Lady McDonald，魚兒要怎麼做才不會淹死呢？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呀。
在海平面泛著月光的午夜，妳用善於捕捉metaphor的雙手，緩慢編織肩頭的長髮，然後優雅地吐出一串好像神喻的精緻字眼：「只要真的是魚兒，就不會有淹死這種事情發生呀！」妳是水族館管理員樂於炫耀的美人魚。只是，想到那年夏天白沙柔軟的寧靜海岸，妳會不會有一股鄉愁呢？
忽然想到村上春樹。水族館中巨大的鯨魚陰莖。一樣巨大的悲哀。
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一尾夠格的魚兒。某種identity crisis。沒別的辦法了，只能繼續使用彆扭的姿勢游動，繼續撞擊迎面而來的垃圾、排泄物、塑膠袋、浮游群落......
我的鰓、我的鰭、我的鱗，我必須讓妳清楚瞧見我魯莽游動的樣子。這是疾病也是宿命。

於是我游到令人窒息的西門町圓環，在麥當勞外像工地又像廢墟的街道，玩起搜尋妳的影子這種無聊遊戲，然後假裝驚惶地躲到漆黑而安全的戲院，讓自己癱在不大舒適的沙發上喘息，耳際還迴響著錄音帶的聲音：「前額開始放鬆，慢慢的放鬆，再放鬆......」。接著竟發覺方才游動的場域立刻在銀幕上出現，就忍不住笑出來了。還可以看到更多我不熟悉的角落呢。最讓人impressive的場景是同性戀三溫暖的幽暗長廊，裸露的覓食魚群開門、關門，等待交換禁忌的情慾。導演蔡明亮說，與前兩部作品比較，這一次他增加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但是他增加的互動只和身體相關，和語言則全然無關（片中對白少的可憐，索性連字幕也省了）。一對極為疏離的父子，住在被水威脅的房子裡；兒子得了歪脖子的怪病，父親因為求醫行為開始與兒子有一點親近；最後的衝突真是伊底帕斯大災難，當父親與兒子在黑暗中，不知情地互相飢渴撫摸對方的陰莖後，父子間的溝通因而完成。破曉了，父親出去買早點，兒子推開廉價旅館的窗戶，窗外灑進來的陽光帶著諒解和寬容，他往外探視的脖子看起來好像沒那麼歪斜了......

電影一開始，兒子被拉去當臨時演員，演個河流裡的浮屍，要訣是不要使力。（片中的菸槍女導演，是香港導演許鞍華！）不要使力，愈用力就愈快下沈，那麼就隨波逐流自由聯想吧。Bruce Springsteen的“The River”是工農階級年少愛情的悲歌，他十九歲與瑪麗一同泅泳的河流最終還是乾涸；Jimmy Cliff的“Many Rivers to Cross”裡頭說渡河的意志讓他得以驕傲地活著，矛盾的是他似乎永遠找不到正確的路途，根本渡不了；瑪麗蓮夢露慵懶地唱著“River of no return”，勞勃米契只能在遠處酷酷地凝視，這是「大江東去」的畫面......
這個城市依然潮濕，擁擠的魚依然飢餓，一尾小魚替另一尾小魚做心理治療，大魚督導小魚，一群孱弱的小魚聚在一塊組成自救團體，還有讓我眼花撩亂的食物鏈......
而白沙柔軟與渾沌的寧靜海岸依然很遠。應該還存在那裡吧，我想。是時候了，妳不願再繼續瞥見我游動的姿勢了，所以我將安份地游遠一些，游到河床底妳看不見的黑暗洞穴，兀自呼吸著，每一個吐出的氣泡都是嘆息。Sigh no more,lady.唯一可以確信的是，不管我游多遠，每一個拂襲到妳的水波必將拂及我的身體，那也是一種bizarre的幸福吧。
謝謝妳的那番話，我仍然活著，居然沒有溺斃，奇蹟。謝謝妳只是說再見的某種方式。 Lady McDonald,my soul mate.Someone that I had already known,but somehow had lost.（John Lennon，The Ballad of John and Yoko）

PART2 漂流木
朋友帶我去一個叫做漂流木的地方。早就聽說那裡的小米酒非常好喝。
河流裡若是有一塊漂流木，就不會淹死人了。
粗糙的裝潢與燈光，賣一些原住民的書和CD，也有馬克思主義書和法文的精神分析書。窄小的舞臺上，幾個輪廓很深的年輕臉孔正賣力地唱歌。
發現一件事，除了朋友和我以外，其餘酒客幾乎全是原住民。有一種陌生的焦慮和尷尬。我突然想到「與狼共舞」，真是犯賤。朋友可能一樣不安，才會一直跟我談網路上性別論述的論戰，他被一堆女人圍剿，需要精神科的理論支持等等。真是不太高明的防衛機制。
台上的人終於表演完畢。吉他手阿強熱情地來敬酒，說他的故鄉在台東，台下的人他都熟。謝謝他，我像外星人的心情少了一些。然後他走到台上把吉他拿下來，隨興地彈撥幾個和弦。煙霧中開始有人低聲唱和。是有些哀戚的曲調。另一個人取出小鼓，原來手掌擊鼓的節奏是如此深沈真摯。
小米酒真的很好喝，我猜是加了可爾必思的緣故。愈喝愈多，身體自由而舒暢地灼熱著。唱歌的人愈來愈多，一首又一首原住民歌謠在空氣中撞擊人們被酒精浸潤的靈魂，一群不得不在台北漂泊的靈魂。「我的故鄉在那魯灣」、「原住民到那裡都是原住民」，可惜我不會唱那些歌，但可以辨識出一些地標如山地門與阿里山等等，有些歌夾雜著教會的語彙如「哈雷路亞讚美主」，有的歌詞包含簡單的日語，也有帶手勢的童謠，坐在對面的女孩比劃的韻律異常溫柔。後來有人乾脆起來跳舞，大家像節慶般地痛快笑著......
我無從得知這些原住民在台北生活的辛酸。我清楚明白的是，這些音樂其實是民族記憶的一部份，正如同黑人的靈歌或藍調，與商品化、MTV、KTV、排行榜等一堆鳥事無涉。一些高山的子民因為某些理由離鄉背井，週末在一個叫漂流木的地方，藉著歌聲再現古早的累積記憶，召喚著先民傳承的情感撫慰。經由這種儀式，他們必定不會像台北人那麼善於遺忘。Lady McDonald，這究竟是幸福還是悲哀呢？ 離開的時候，阿強對我說：「別忘了到我們的故鄉來！」我和他一樣感到一股強烈的鄉愁襲來。因為鄉愁必須要遠離家園才會發生，所以，又該是出走的時候了，我對自己這麼說。(5 May 1997)

來自地底的巨響

我曾經不只一次使用尖酸的辭語埋怨倫敦人暱稱為「管子」（tube）的地鐵系統。
因為地鐵工會計畫要罷工時總是理直氣壯，市民只得默默忍受交通耗時的不便，嘗試在班班擠爆的公車上尋找一絲容身之處；因為該系統偶有號誌故障，民眾不得不提前下地鐵改搭公車或其他線地鐵，結果就是無法準時抵達目的地；因為盛夏炎熱之時，地鐵彷彿是個巨大烤箱，由於系統過於古老，要增添空調系統已不太可能；因為有些地鐵站以治安差聞名遐邇，如「象與城堡」站（Elephant & Castle）；因為地鐵曾因輕微出軌意外而中斷服務半個月，我終日抱怨這個西歐文明都市的行政效率和修復速度都遠遠不及故鄉台灣。
儘管有以上各種缺失，這個全世界最早的都會大眾捷運系統，依舊是倫敦市區裡相互聯結的象徵，也是密度甚高的交通網絡。當倫敦人要對別人形容自己住址所在，或是要和三五好友敲定碰面地點時，使用地鐵站名是最直接且明晰的表達方式。週一到週五，我每日搭乘地鐵至少兩次。它載送我往返倫敦各處，這已經成為日常作息裡極為自然的一部分。我逐漸熟悉地鐵裡的空氣和溫度，樂於在等候時靜心觀察地鐵站裡的男男女女，或和其他酷愛閱讀的乘客一樣在車廂裡看看書報。
而我只是每天利用倫敦地鐵的三百萬人次之一而已。
當然下地鐵後我也經常利用紅色雙層巴士，這也算是倫敦的一個著名象徵符號吧。我愛坐在上層第一排，感覺上就像是登上一個小型瞭望台，透過前面的大玻璃窗居高臨下，綠意盎然的倫敦街景盡收眼底。倫敦是世界上樹木覆蓋率最高的大城之一，春夏之際，整座城市就搖身一變成為美麗的大花園，令人身心舒暢，一掃先前公車難等的不愉快。
二○○五年七月七日上午，上班尖峰時間，倫敦市中心發生恐怖份子攻擊行動，四起爆炸聲讓整個地鐵巴士系統全部癱瘓。難以置信。這次不是發生在紐約、馬德里或東京。是倫敦。安靜、適合散步且綠意滿盈的倫敦。
事發前一天，倫敦人還在廣場上和酒館裡，陶醉在二○一二年申奧成功的歡呼聲中。也才不過五天之前，七月二日星期六，二十萬人聚集在海德公園參加Live8音樂會。今年七月間適逢八國高峰會（G8）於蘇格蘭舉行，所以這場搖滾音樂饗宴的主題就是要求八國領袖致力解決非洲貧窮問題。當日下午二時，前披頭四成員保羅麥卡尼，在U2合唱團鼎力相助共同發聲之下，以披頭四1967年不朽概念專輯「胡椒軍曹寂寞芳心俱樂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 Club Band）的同名歌曲堂皇開場，氣勢磅礡撼人。當天舞台上還有二十多年不曾同台的藝術搖滾團翹楚之一「平克弗洛依德」（Pink Floyd），成員已有人過世但能量不減當年的老牌重搖滾團「何許人」（The Who），以及艾爾頓強、史汀、REM、瑪丹娜、黛朵（Dido）、酷玩樂團（Coldplay），好不熱鬧。同一日就在海德公園外圍街廓，同志大遊行也炫目進行著，長長的車隊散發出一種遊戲的、奇魅的開放氣氛。那一天，我以身在倫敦為傲。
不幸歡樂竟無法持續。來自地底的幾聲巨響和地面上的爆炸，讓整個城市瞬時靜默下來。令人愉悅的紅色雙層巴士染上鮮血後，同樣的血紅色竟叫人鼻酸。當晚倫敦西區（West End）的所有劇院和音樂廳皆暫停表演，原本擁擠熱鬧的中國城周邊道路顯得悽清空盪。報上說，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首見的景象。
事後和幾位朋友們聊到當天的經驗，各有不同，但具備一些共同特質。上午十點半，我步出咖啡館，去超市準備食物飲料，接著提著一個沉重的大塑膠袋上了公車。陽光燦爛。我很快發現公車司機舉止有些不尋常，每逢他遇上迎面而來的任何一輛公車，他就減緩車速接近靜止，主動和另一位公車司機迅速交代一些事，神情嚴肅。我坐在車尾，聽不清楚他們的交談內容。車子經過一個站牌，一位乘客下車，司機看見站牌旁有幾位等待其他線公車的民眾，大聲對他們說：「等一下可能不會有公車了。」車子前行。我感到有一種不安的氣氛混和著仍待解答的疑團，正在城市上空瀰漫開來。回家打開電視，迎接我雙目的就是那一輛慘不忍睹的雙層巴士，彷彿是一具頭殼被撕裂剝離的死屍。
其他幾則故事。A君獨自開車上班，那天早上，平日尚稱流暢的道路忽然嚴重塞車，坐困車陣的他打開收音機而聽到消息，覺得慌亂，卻在駕駛座上無處可逃，陷入宛如「幽閉恐懼症」的恐慌狀態。B君是位心理治療工作者，當天和往常一般很早就抵達自己的診療室，事發當時他全然不知，他正等待一位從未缺席的病人，心裡納悶難解，不得不反覆檢討著上次晤談時自己所做的詮釋有否嚴重失當。C君當日沒特別理由卻提早出門、上地鐵，提前到城區的辦公室，之後乃從遲到的上司和同事口中聽聞此事，渾身寒顫不斷。D君為東亞來的碩士學生，出門前恰好看到電視新聞而留步，往常他經常搭那班被炸毀的公車去倫敦大學某校區上課、研究，此刻他看看身旁抱著一歲幼子的妻子，體會到一種患難中的幸福。
以上所有人當天都不在變故現場，但均無法免除創傷事件的衝擊。就這樣，恐怖威脅在每一個人的現實世界裡不容置疑地存在著。然而，被破壞的絕不只是有形的血肉、地鐵和巴士，無形的內在世界也難以倖免。我們自身的存在感不再如以往篤定，因為那已變成一種倚賴或然率的機會式存在：今天我活著只是因為我恰好沒有搭上那班地鐵、沒有上30路公車而已。生活的意義不再由主體及客體所共同給定，而是由恐怖份子的攻擊時間與地點所定奪。在精神現實當中，所有「這個世界是安全的，社會是可信賴的，生活是可預測的」這類往常不假思索的基本信念，就在短短幾分鐘之內徹底粉碎、灰飛煙滅。除了悲憤與不確定以外，我們陷入一種多疑、擔心被害的焦慮狀態之中。我不曉得隔壁的回教徒鄰居是否就是炸彈客；就算他們不是，我也不確定他們是否在道義上支持這樣的行為，甚或以金錢資助。日後只要在倫敦地鐵上看到貌似中東人揹著大型背包或是手上拖著行李箱，我相信每個人都將心跳加速，暗自祈求上帝幫忙。就像是這次恐怖攻擊發生在地底深處一樣，這種無以名之的恐懼也潛伏在意識底層幽暗處。地表之上，媒體前的倫敦人還是勇敢堅強，一如曾遭逢納粹德軍大空襲、愛爾蘭共和軍數度恐怖攻擊時的歷史印象，總是理性自持的模樣。
但非理性的力量十分詭譎頑強，分裂的現象同時悄然發生在心理上和社會上。同仇敵愾的情緒激盪之後，民眾很可能將背德的、掠奪的、原始不文明的、暴力破壞的諸面向，一股腦兒全部歸給回教徒。東倫敦大學社會學教授麥可洛斯汀（Michael Rustin）曾在一篇論述九一一恐怖攻擊的文章中指出：「在這些心智狀態下，所有邪惡被歸因於敵人，所有美德被歸因於我們這一邊。去注意敵人和我們自己的特質之間有否任何可能的相似性或可堪對比之處，或者說，用我們企圖了解一己行為的同樣方式試著去了解敵人的行為，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做法。」亦即，我們必然視我方軍隊中的敢死隊為無畏英雄，而我們向以懦弱來形容的自殺攻擊者，在其政治文化脈絡下，又何嘗不是肯自我犧牲的勇者呢？一旦全盤否認這種相似性的存在，就很難有機會消解衝突。文中所稱的心智狀態，乃指英國精神分析師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的創見「偏執－分裂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她認為這是嬰兒期最原初的心智狀態，但會在生命歷程中時而重現。嚴重的心理創傷極易喚醒此狀態，於是理當並存的善惡面向被截然二分，壞的部分被投射到客體上。一百六十萬的英國回教徒，立刻成為在妄想－分裂心智狀態下被投射邪惡、破壞部分的方便對象。自九一一事件和反恐戰爭以來，回教世界早已被污名化為「邪惡軸心」，形同恐怖份子生產地。
倫敦向來以作為一自由的、包容異質的、多民族多文化的進步城市為願景，倫敦人所使用的語言超過三百種。初到倫敦時，我覺得在公車上聽見其他乘客拿起手機交談，是個極有趣的經驗，因為可以聽到許多從未聽過的語言。不同的構音、咬字和抑揚頓挫，傳達情緒與意念的功能並無二致。比起台北，這個城市涵容異質民族文化的海量氣度總令我驚訝甚至擔心。這次恐怖攻擊可能會對種族間的和諧起了爆炸性的破壞作用，市長肯李文斯敦（Ken Livingstone）深諳其嚴重性，於是立即作出聲明：「他們試圖要分化倫敦人。他們企圖讓倫敦人彼此對立…倫敦人不會被這個懦弱的攻擊行徑所分化。他們將團結站在一起…」這種對涵容的堅持像是一個社會實驗。這個實驗會成功或失敗呢？坦白說我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並且確定，那就是災難過後，不論你的膚色、國籍、宗教、階級或使用的語言，每個人都不再掩飾和別人聯結的需求。我們勤於打電話，寫電子郵件和親友同事報平安。我知道，依據目前精神醫學對心理創傷的大量研究所累積的知識，這樣的因應方式對未來的心理調適有益。但實際上我的反應並不是源自於這份知識。它並非認知判斷後的產物，而毋寧是更為直覺、原始的反應。我們都需要在內心確認一下既有的依附關係（attachment），渴望再次體會安全感以及被疼愛的滋味。剎那之間，在死亡之前，我們明白「生」的可貴。這個場景帶著希望：當象徵著聯結的地鐵被無情攻擊之後，人們很快致力於重建和客體的聯結。在這些建立聯結的努力背後，我們發現：「生」的力量依舊無條件地強韌搏動著，就像是我們的心臟一樣，即使是面臨體能的嚴酷考驗，仍會執意搏動下去。
隔天，星期五上午，大多數的地鐵和巴士路線均恢復通車。這讓我大為驚訝，因從未想過英國人的工作效率可以這麼好。我猶疑後決定出門，依平常該有的作息來行動。我明白一個道理：「企圖迴避和創傷相關的任何情境，對心理調適有負面影響。」這是行為治療取向處理心理創傷疾患的最重要原則。我又去同一家咖啡館。鄰座的白種中年女性正翻閱一份獨立報（The Independent），主動找我攀談，說英國應該自伊拉克撤軍。她問我來此地多久。我答第二年。她說這樣我就會知道英國政客很會說謊了。她氣憤，卻仍保持禮節。離開時我對她微笑說聲再見。之後我走在街上，今天人稍微少一些，但鳴著汽笛呼嘯而過的警車是特別多。我忐忑不安地步入地鐵站。我心想我應該好好觀察，挑一節相對安全的車廂，但時間極短不容我做選擇。豁出去，走進去。我忽然想仔細看看這節車廂裡的每一張臉。
是的，凝視每一張臉孔。我逐漸陷入自由聯想……如果再來一次類似的事件，這些人就是我生死與共的同伴。我要仰賴這些身旁的陌生人，從而生存。不論他來自波士尼亞或孟加拉，基督徒或佛教徒。他們也得依賴我。我們必須一同離開煙霧瀰漫的車廂，穿過灼人的火光，越過不幸罹難的死屍，沿著灰暗的甬道，一同前進。我們傷口疼痛，內心驚惶，卻不忘伸手拉後頭的人一把。血污抹在我們臉上，遂成苦難和慈悲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