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地底的巨響

我曾經不只一次使用尖酸的辭語埋怨倫敦人暱稱為「管子」（tube）的地鐵系統。
因為地鐵工會計畫要罷工時總是理直氣壯，市民只得默默忍受交通耗時的不便，嘗試在班班擠爆的公車上尋找一絲容身之處；因為該系統偶有號誌故障，民眾不得不提前下地鐵改搭公車或其他線地鐵，結果就是無法準時抵達目的地；因為盛夏炎熱之時，地鐵彷彿是個巨大烤箱，由於系統過於古老，要增添空調系統已不太可能；因為有些地鐵站以治安差聞名遐邇，如「象與城堡」站（Elephant & Castle）；因為地鐵曾因輕微出軌意外而中斷服務半個月，我終日抱怨這個西歐文明都市的行政效率和修復速度都遠遠不及故鄉台灣。
儘管有以上各種缺失，這個全世界最早的都會大眾捷運系統，依舊是倫敦市區裡相互聯結的象徵，也是密度甚高的交通網絡。當倫敦人要對別人形容自己住址所在，或是要和三五好友敲定碰面地點時，使用地鐵站名是最直接且明晰的表達方式。週一到週五，我每日搭乘地鐵至少兩次。它載送我往返倫敦各處，這已經成為日常作息裡極為自然的一部分。我逐漸熟悉地鐵裡的空氣和溫度，樂於在等候時靜心觀察地鐵站裡的男男女女，或和其他酷愛閱讀的乘客一樣在車廂裡看看書報。
而我只是每天利用倫敦地鐵的三百萬人次之一而已。
當然下地鐵後我也經常利用紅色雙層巴士，這也算是倫敦的一個著名象徵符號吧。我愛坐在上層第一排，感覺上就像是登上一個小型瞭望台，透過前面的大玻璃窗居高臨下，綠意盎然的倫敦街景盡收眼底。倫敦是世界上樹木覆蓋率最高的大城之一，春夏之際，整座城市就搖身一變成為美麗的大花園，令人身心舒暢，一掃先前公車難等的不愉快。
二○○五年七月七日上午，上班尖峰時間，倫敦市中心發生恐怖份子攻擊行動，四起爆炸聲讓整個地鐵巴士系統全部癱瘓。難以置信。這次不是發生在紐約、馬德里或東京。是倫敦。安靜、適合散步且綠意滿盈的倫敦。
事發前一天，倫敦人還在廣場上和酒館裡，陶醉在二○一二年申奧成功的歡呼聲中。也才不過五天之前，七月二日星期六，二十萬人聚集在海德公園參加Live8音樂會。今年七月間適逢八國高峰會（G8）於蘇格蘭舉行，所以這場搖滾音樂饗宴的主題就是要求八國領袖致力解決非洲貧窮問題。當日下午二時，前披頭四成員保羅麥卡尼，在U2合唱團鼎力相助共同發聲之下，以披頭四1967年不朽概念專輯「胡椒軍曹寂寞芳心俱樂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 Club Band）的同名歌曲堂皇開場，氣勢磅礡撼人。當天舞台上還有二十多年不曾同台的藝術搖滾團翹楚之一「平克弗洛依德」（Pink Floyd），成員已有人過世但能量不減當年的老牌重搖滾團「何許人」（The Who），以及艾爾頓強、史汀、REM、瑪丹娜、黛朵（Dido）、酷玩樂團（Coldplay），好不熱鬧。同一日就在海德公園外圍街廓，同志大遊行也炫目進行著，長長的車隊散發出一種遊戲的、奇魅的開放氣氛。那一天，我以身在倫敦為傲。
不幸歡樂竟無法持續。來自地底的幾聲巨響和地面上的爆炸，讓整個城市瞬時靜默下來。令人愉悅的紅色雙層巴士染上鮮血後，同樣的血紅色竟叫人鼻酸。當晚倫敦西區（West End）的所有劇院和音樂廳皆暫停表演，原本擁擠熱鬧的中國城周邊道路顯得悽清空盪。報上說，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首見的景象。
事後和幾位朋友們聊到當天的經驗，各有不同，但具備一些共同特質。上午十點半，我步出咖啡館，去超市準備食物飲料，接著提著一個沉重的大塑膠袋上了公車。陽光燦爛。我很快發現公車司機舉止有些不尋常，每逢他遇上迎面而來的任何一輛公車，他就減緩車速接近靜止，主動和另一位公車司機迅速交代一些事，神情嚴肅。我坐在車尾，聽不清楚他們的交談內容。車子經過一個站牌，一位乘客下車，司機看見站牌旁有幾位等待其他線公車的民眾，大聲對他們說：「等一下可能不會有公車了。」車子前行。我感到有一種不安的氣氛混和著仍待解答的疑團，正在城市上空瀰漫開來。回家打開電視，迎接我雙目的就是那一輛慘不忍睹的雙層巴士，彷彿是一具頭殼被撕裂剝離的死屍。
其他幾則故事。A君獨自開車上班，那天早上，平日尚稱流暢的道路忽然嚴重塞車，坐困車陣的他打開收音機而聽到消息，覺得慌亂，卻在駕駛座上無處可逃，陷入宛如「幽閉恐懼症」的恐慌狀態。B君是位心理治療工作者，當天和往常一般很早就抵達自己的診療室，事發當時他全然不知，他正等待一位從未缺席的病人，心裡納悶難解，不得不反覆檢討著上次晤談時自己所做的詮釋有否嚴重失當。C君當日沒特別理由卻提早出門、上地鐵，提前到城區的辦公室，之後乃從遲到的上司和同事口中聽聞此事，渾身寒顫不斷。D君為東亞來的碩士學生，出門前恰好看到電視新聞而留步，往常他經常搭那班被炸毀的公車去倫敦大學某校區上課、研究，此刻他看看身旁抱著一歲幼子的妻子，體會到一種患難中的幸福。
以上所有人當天都不在變故現場，但均無法免除創傷事件的衝擊。就這樣，恐怖威脅在每一個人的現實世界裡不容置疑地存在著。然而，被破壞的絕不只是有形的血肉、地鐵和巴士，無形的內在世界也難以倖免。我們自身的存在感不再如以往篤定，因為那已變成一種倚賴或然率的機會式存在：今天我活著只是因為我恰好沒有搭上那班地鐵、沒有上30路公車而已。生活的意義不再由主體及客體所共同給定，而是由恐怖份子的攻擊時間與地點所定奪。在精神現實當中，所有「這個世界是安全的，社會是可信賴的，生活是可預測的」這類往常不假思索的基本信念，就在短短幾分鐘之內徹底粉碎、灰飛煙滅。除了悲憤與不確定以外，我們陷入一種多疑、擔心被害的焦慮狀態之中。我不曉得隔壁的回教徒鄰居是否就是炸彈客；就算他們不是，我也不確定他們是否在道義上支持這樣的行為，甚或以金錢資助。日後只要在倫敦地鐵上看到貌似中東人揹著大型背包或是手上拖著行李箱，我相信每個人都將心跳加速，暗自祈求上帝幫忙。就像是這次恐怖攻擊發生在地底深處一樣，這種無以名之的恐懼也潛伏在意識底層幽暗處。地表之上，媒體前的倫敦人還是勇敢堅強，一如曾遭逢納粹德軍大空襲、愛爾蘭共和軍數度恐怖攻擊時的歷史印象，總是理性自持的模樣。
但非理性的力量十分詭譎頑強，分裂的現象同時悄然發生在心理上和社會上。同仇敵愾的情緒激盪之後，民眾很可能將背德的、掠奪的、原始不文明的、暴力破壞的諸面向，一股腦兒全部歸給回教徒。東倫敦大學社會學教授麥可洛斯汀（Michael Rustin）曾在一篇論述九一一恐怖攻擊的文章中指出：「在這些心智狀態下，所有邪惡被歸因於敵人，所有美德被歸因於我們這一邊。去注意敵人和我們自己的特質之間有否任何可能的相似性或可堪對比之處，或者說，用我們企圖了解一己行為的同樣方式試著去了解敵人的行為，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做法。」亦即，我們必然視我方軍隊中的敢死隊為無畏英雄，而我們向以懦弱來形容的自殺攻擊者，在其政治文化脈絡下，又何嘗不是肯自我犧牲的勇者呢？一旦全盤否認這種相似性的存在，就很難有機會消解衝突。文中所稱的心智狀態，乃指英國精神分析師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的創見「偏執－分裂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她認為這是嬰兒期最原初的心智狀態，但會在生命歷程中時而重現。嚴重的心理創傷極易喚醒此狀態，於是理當並存的善惡面向被截然二分，壞的部分被投射到客體上。一百六十萬的英國回教徒，立刻成為在妄想－分裂心智狀態下被投射邪惡、破壞部分的方便對象。自九一一事件和反恐戰爭以來，回教世界早已被污名化為「邪惡軸心」，形同恐怖份子生產地。
倫敦向來以作為一自由的、包容異質的、多民族多文化的進步城市為願景，倫敦人所使用的語言超過三百種。初到倫敦時，我覺得在公車上聽見其他乘客拿起手機交談，是個極有趣的經驗，因為可以聽到許多從未聽過的語言。不同的構音、咬字和抑揚頓挫，傳達情緒與意念的功能並無二致。比起台北，這個城市涵容異質民族文化的海量氣度總令我驚訝甚至擔心。這次恐怖攻擊可能會對種族間的和諧起了爆炸性的破壞作用，市長肯李文斯敦（Ken Livingstone）深諳其嚴重性，於是立即作出聲明：「他們試圖要分化倫敦人。他們企圖讓倫敦人彼此對立…倫敦人不會被這個懦弱的攻擊行徑所分化。他們將團結站在一起…」這種對涵容的堅持像是一個社會實驗。這個實驗會成功或失敗呢？坦白說我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並且確定，那就是災難過後，不論你的膚色、國籍、宗教、階級或使用的語言，每個人都不再掩飾和別人聯結的需求。我們勤於打電話，寫電子郵件和親友同事報平安。我知道，依據目前精神醫學對心理創傷的大量研究所累積的知識，這樣的因應方式對未來的心理調適有益。但實際上我的反應並不是源自於這份知識。它並非認知判斷後的產物，而毋寧是更為直覺、原始的反應。我們都需要在內心確認一下既有的依附關係（attachment），渴望再次體會安全感以及被疼愛的滋味。剎那之間，在死亡之前，我們明白「生」的可貴。這個場景帶著希望：當象徵著聯結的地鐵被無情攻擊之後，人們很快致力於重建和客體的聯結。在這些建立聯結的努力背後，我們發現：「生」的力量依舊無條件地強韌搏動著，就像是我們的心臟一樣，即使是面臨體能的嚴酷考驗，仍會執意搏動下去。
隔天，星期五上午，大多數的地鐵和巴士路線均恢復通車。這讓我大為驚訝，因從未想過英國人的工作效率可以這麼好。我猶疑後決定出門，依平常該有的作息來行動。我明白一個道理：「企圖迴避和創傷相關的任何情境，對心理調適有負面影響。」這是行為治療取向處理心理創傷疾患的最重要原則。我又去同一家咖啡館。鄰座的白種中年女性正翻閱一份獨立報（The Independent），主動找我攀談，說英國應該自伊拉克撤軍。她問我來此地多久。我答第二年。她說這樣我就會知道英國政客很會說謊了。她氣憤，卻仍保持禮節。離開時我對她微笑說聲再見。之後我走在街上，今天人稍微少一些，但鳴著汽笛呼嘯而過的警車是特別多。我忐忑不安地步入地鐵站。我心想我應該好好觀察，挑一節相對安全的車廂，但時間極短不容我做選擇。豁出去，走進去。我忽然想仔細看看這節車廂裡的每一張臉。
是的，凝視每一張臉孔。我逐漸陷入自由聯想……如果再來一次類似的事件，這些人就是我生死與共的同伴。我要仰賴這些身旁的陌生人，從而生存。不論他來自波士尼亞或孟加拉，基督徒或佛教徒。他們也得依賴我。我們必須一同離開煙霧瀰漫的車廂，穿過灼人的火光，越過不幸罹難的死屍，沿著灰暗的甬道，一同前進。我們傷口疼痛，內心驚惶，卻不忘伸手拉後頭的人一把。血污抹在我們臉上，遂成苦難和慈悲的印記。